一大代表张国焘的这一生（3）
沈醉拍着桌子骂：“张主席，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
蒋介石对戴笠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根据这个意旨，戴笠制定了军统对中共叛徒实行既利用又防范的双重政策。他们对张国焘的使用原则是八个字：“尊而不敬，用而又防。”
即便是在最倚重的日子里，戴笠对张国焘也有保留。军统局一切重要会议，都不邀请张国焘参加；军统局内部处室，都不与张国焘及其特研室发生横的关系；军统局处长、主任，不鼓励与张国焘交往过密。就是特研室的办公地点，也没有安排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而是在外面另找房子。这样做的目的，是贯彻军统对中共叛徒的指导思想：“只能要他的，不能让他多了解我们的。”
张国焘与戴笠的蜜月关系持续了一年多即告结束。戴笠骂他没用，无情和刻薄立刻表现到脸上。他要么把张国焘凉在一旁，一连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不听汇报，不见面，要么就是耳提面命地教训一通，冷嘲热讽还是轻的，经常是稍不如意便拍桌打椅，破口大骂。
军统上下看戴笠的脸色行事。见到张国焘走下坡路了，原来对张国焘诸多不满的特务头目也就不再客气，他们取消了对张国焘生活上的种种特殊照顾。以用车为例，过去张国焘配有一部专用的小轿车，失势后，负责事务工作的沈醉以汽油进口困难为由，将小车收归总务处统一调配，改专车专用为有事外出时随叫随到。
一次，沈醉到车队。值班员跑来向中队长汇报，说张主任来电话要车。
“哪个张主任？”沈醉觉得耳生。
值班员立正，报告：“是张国焘张主任。”
沈醉自从看了张国焘现身说法的表演后，对他很是厌恶，吩咐：“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车都出去了。”
中队长等人会心地哈哈大笑，知道沈醉想整张国焘。车队还有好几部新车在家里，三轮车连小特务都不用。
三轮车奉命去拉张国焘。不久，天下大雨。快收班时，三轮车回到车队，从车中跳下淋得透湿的张国焘。他看到车库里停着好多新车，气呼呼地指着中队长，厉声叱喝道：“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三轮车给我？”中队长赶紧赔礼道歉，用各种理由搪塞。张国焘还在不依不饶地问他是什么意思，这下惹恼从外面试完新车回来的沈醉，他故意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
张国焘把满腔怒火倾泻到沈醉头上：“是你派的就好！我来问你，你管汽车，用新车兜风，我有公事出去，你故意叫人派一辆这样的三轮车，是何道理？”
沈醉虽然年轻，但是出道早，资历老，精明强悍，武艺超群，是军统有名的“杀手”。他除了对戴笠低眉顺眼外，何曾受过别人的喝斥？他把白眼一翻，暗运内力，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将桌上杯子震裂，碎片迸飞：“张主席，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
这几句话呛得张国焘满脸通红，慑于他的威势，又不敢发作，眼里强忍着泪水，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中队长等人也觉得沈醉太过分了，劝张国焘赶快回家换衣服，将他推进一辆新车送走了。
触了这个霉头后，张国焘收敛多了，尽量少要车，少与沈醉打交道，有事经常自己去挤公共汽车。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童小鹏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他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见车尾角落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睛，穿着一件黄色风衣。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我心里暗自好笑……
明日请看：张国焘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名声太臭
张国焘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名声太臭
张国焘走下坡，也影响到军统局中中共叛徒们的处境。军统各处室，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军统基干人员，一种是“来归”人员。大至开会、交友、聚餐，小至散步、串门、看电影，都是各自扎堆，壁垒分明。军统基干人员虽然业务纯熟，但素质很低，只会盯梢、捕人、偷窃机密文件，他们对国家大事根本不去关心，有的甚至连报纸都不读。这些人还喜欢拿“来归”人员开心，有事没事就与他们辩论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孰好谁劣，经常搞得“来归”人员无地自容，下不了台。
张国焘心里也承认前途暗淡，他对一些亲信讲：“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没什么出路。要在国民党做点事，第一要有大学学历，第二要起码懂得两国语言，第三还要有要人是你的亲戚，提拔你。做做一般的事，有点饭吃就行了。”
投奔他而来的两个中共叛徒心灰意冷地放弃了宦途，开始“练摊”。何畏在重庆歌乐山办起农场，喂了几百只鸭子，养鸭卖蛋以挹补生活的不足。官至军统华北联络站站长的朱德崇利用特种工作到敌占区之便，贩卖西药，套取差价，打算一旦攒足了本钱，即脱离军统，或者下海经商，或者出国讨生活。
不甘心沦落受辱的张国焘转而寻找其他出路。
1940年，张国焘由蔡孟坚搭桥攀上了江西萍乡老乡甘家馨（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然后又由甘家馨引见给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朱家骅看到张国焘处境狼狈，又同为北大校友，心生怜悯，安排他到反共设计委员会担任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以为时来运转，可以大展拳脚，谁知这个委员会纯属摆设，“无计可设，无公可办”，委员们每日到会一二个小时，闲谈一番，然后散去，只图领点干薪。
1941年，张国焘被蒋介石推荐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员。
戴笠一直把“为领袖分忧”当作自己的职责，于是亲自上阵，一方面召集张国焘等与军统有关的参政员开会，商量办法，分配任务，另一方面则拿出大笔经费，安排大批美女，用钱色来打通关节和收买有关人士。
张国焘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名声太臭。首先是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提名中共叛徒为参政员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交涉，其原则是：如果国民党愿意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就请自动撤销张国焘参政员的资格，否则，中共代表团将拒绝参加会议。周恩来致函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不同意张国焘、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请他将中共的态度转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和。由于蒋介石的坚持，张国焘仍然参加了于1941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其次是各界人士都耻于与张国焘为伍，对他不约而同地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多以党派为主。他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羞见故人，看见了中共参政员就避开，不可能与他们一起活动；他与青年党、民社党素无关系，掺和不进去；他只能列入无党派人士之列，而无党派人士均为社会贤达或各界名流，特别讲究名节，连招呼都不肯跟他打。
由于处境孤立、说话没有人听，张国焘心生怯意，一改过去无会不到、无到不言、无言不厉的活跃作风，变得瞻前顾后。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派他以无党派人士与会，就是希望他以民意代表的超然身份，在政坛上充当一门攻击中共的大炮，但是，他却言欲说而嗫嚅，足欲行而踟蹰，采取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姿态。
张国焘连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议员，每次都形单影只，不能完成国民党交付的任务，气得蒋介石大骂自己“瞎了眼”。
明日请看：在“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任上干了不到两个月即挂冠辞职
在“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任上干了不到两个月即挂冠辞职
郁郁不得志的张国焘迷上了麻将，把大量的时间用在雀战上。他打麻将有两个特点，一是决不在自己家里打，二是每战必输。据牌友介绍，张国焘其实牌技很高，特别是盯张奇准，别人要什么牌他心里一清二楚，可就是因为这样，他把打牌变成盯牌，盯了上家防下家，把别人要的牌都扣在手里不放，害得自己开不了和。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突然召见张国焘，要他起草一个全国光复后管理粮食和物价的方案。张国焘尽管对经济并不在行，还是苦熬了几夜，拿出了长达万言的方案，送了上去。他充满期待，盼望蒋介石重新委以重担，征询他对国事的看法。他判断，随着日军的投降，国内政治问题，特别是如何防共、限共和“剿共”的问题会进一步突出，他的价值也会凸现出来。谁知望眼欲穿，一连等了好几个月，方案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人渴望能真正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时期，对血腥镇压民主的军统深恶痛绝，要求取消这一特务机构。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以军政部长陈诚为首的军队将领也对军统不满，提出裁减编制。1946年3月，戴笠乘坐飞机失事，军统由毛人凤接掌，开始实施编遣计划。当时，军统已由抗战初期的四五千人猛增10倍，达到五六万人。这些特务依照与军统的渊源可分为“核心”、“基本”和“一般”三种。核心人员主要是抗战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干人员则是指军统各个训练班毕业的骨干，一般人员系为抗战时期吸收的或由士兵提升的以及其他特务机关转入军统的人员。毛人凤的编遣方案是裁新留旧、汰弱留强。
张国焘料想自己难逃缩裁的厄运，与其被人赶走，还不如主动寻觅安身之所。他以同乡关系，结识了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通过熊式辉向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黼说项，谋得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之职。
善后救济，属福利性机构，拥有大宗救援、援助、捐献物资的分配权。张国焘本想为官一任，造福桑梓，可是干了不到两个月即挂冠辞职。辞职的原因有三条：
一是江西省政府多方阻挠。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曾任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在进攻川陕苏区时曾被红四方面军打败，削职丢官。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上十年，但王陵基的一口怨气没出，借此机会，故意修理张国焘，不仅给江西救济分署办公楼停水断电，还利用一切场合公开羞辱张国焘。张国焘知道强龙难压地头蛇，主动上门负荆请罪，托人从中说情……所有方法用尽，王陵基依然不改其刁难的态度。
二是政令难以贯彻。江西救济分署职员由中央与地方派系推荐而来，都有不同的背景，张国焘单枪匹马地上任，实权均掌握在处长手中，这些处长秉承中央派系和地方实力派的意旨行事。张国焘的命令出了办公室便无人理会。
三是军统同僚的纠缠。军统在江西设有网站，从省到县均有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务和担任公职的特务。1946年军统大裁减后，毛人凤又通过张国焘将一部分特务安置到了救济分署的系统内。这些特务成天找上门来，要求张国焘给他们的家乡多分一些物资。满意时则勾肩搭背，说张国焘够朋友，讲义气；不满意时，则四处嚷嚷，说张国焘分配不公，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国焘腆着老脸，央求因事路过南昌的沈醉给军统特务打招呼，不要再向他伸手要东西。沈醉招呼也打了，特务们照样每日上门。
张国焘只好请辞。
明日请看：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不准张国焘到台湾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不准张国焘到台湾
上任容易去职难。张国焘辞职虽然照准，但他在任上透支了4亿法币。总署怀疑他有贪污行为，要求接任者彻底清查，如有违法情由，一定要严惩。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接任者正是好友蔡孟坚。蔡孟坚找到蒋廷黼，说：“据我所知，张国焘为人正派，又系共党首脑，首先归降中央，如在交接上找他的麻烦，何以号召后来归降者，如准仅由总署派员监督交接，我才愿去到任。”经他一说，蒋廷黼也觉得有道理，同意不再追查4亿法币的去向。张国焘逃去彻查之厄。
此后两年，张国焘除短期（5个月）创办刊物外，处于沉寂之中。1947年到1948年，国民党军事上一溃千里，经济陷入困境，物价成倍疯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覆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张国焘郁闷至极。据与他联合办刊的郑学稼回忆：
我到汪观之和薛农山家，常去看国老（即张国焘—引者注），但是，大家很少谈时局。偶然说到军事失利等事，他总是若无其事地说：“有些吃力。”别的不愿多谈。他的家，似乎悬一大牌子：“勿谈国事！”
不是不愿谈国事，而是国事不堪与谈。张国焘苦闷到了极点。
1948年冬，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从北国传来，宣告国民党的政权行将覆灭，蒋介石开始部署各类人员撤台事宜。他亲自筛选了上千人的名单，囊括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艺术界所有社会名流和精英人物，没有一名中共叛徒。“学生愚钝，请校长明示。”国防部保密局有数十名出身中共的大小叛徒，有些已经成为军统中层骨干，局长毛人凤面谒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总的原则是将各类精英分子尽量带往台湾，不给中共留下任何可以借重的人才。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注意，这就是：凡中共叛徒，都不在撤离名单之列，要尽量劝说他们留在大陆。”蒋介石解释说：“共产党胜利了，这些中共叛徒决不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的，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让他们去台湾只会增加负担。”“一个也不带走？”毛人凤又问了一句，“像张国焘，已经是我党中央委员了，也留下来吗？”“尤其是张国焘，要劝说他留下来。”蒋介石态度十分坚决。
卸磨杀驴的事，毛人凤干过无数次，这一次更是驾轻就熟。他在家中设宴，专请张国焘，同时邀沈醉作陪。
酒过三巡，话到正题。毛人凤问：“时局靡乱，不忍回首，张先生有什么想法？”“太快了！四年的时间，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真是匪夷所思。”张国焘沉浸在无限感慨之中。
毛人凤又问：“我是说，张先生个人今后有什么打算？”“打算？”张国焘一时有些茫然，想了好一会，苦笑道：“我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了，只想到台湾寻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当个顺民，写一点东西，其它的事都不想做了。”
毛人凤做工作：“你去台湾不如留大陆。我替你分析过了，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你，也许还会给你安排一定的工作。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大得多。”
对于被抛弃的结局，张国焘始料未及，非常震惊。他紧张地追问：“这是你的安排，还是你的建议？”
毛人凤和盘托出：“这是‘老头子’亲自作出的决定。”
张国焘表情痛苦，低着头，长久不语。毛人凤、沈醉也停下筷子，专注地看着他。一时间，室内十分寂静，气氛凝重。过了约摸上十分钟，张国焘慢慢抬起头，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斗是肯定少不了的。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是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
明日请看：毛人凤为什么要把张国焘留给共产党
毛人凤为什么要把张国焘留给共产党
毛人凤劝慰道：“中共党内现在仍然是老的掌权。都是老同事了，即使批斗也不会过分为难你的。”张国焘愁容满面：“批斗我倒习惯了，如果见到一些老朋友不是批评我而是讽刺几句，那比戳我一刀还难受。”他的声音低沉，语速缓慢，说到后来，眼角泛起星星泪花。毛人凤不为所动，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如果不愿意留下来，台湾是不会欢迎你去的。”张国焘这年才满五十，经过这席话，仿佛顿时苍老了许多，步履跄踉、蹒跚。
目睹这位“反共强人”乞求的神情和凄凉的下场，沈醉心中有些不忍，在送走张国焘后，问道：“为什么要让他落到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什么？”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曾扳着手指列出了四条抛弃中共叛徒的理由——
毛人凤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逃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我曾问过他这是什么道理？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最感满意而且得到蒋介石特别嘉奖的地方。他分析给我听，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丢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很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的反感，认为我们还要好得多。
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他们的不少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
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
第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我们。
他一边数一边说，认为把叛徒留下来的好处是多得数不清。
尽管蒋介石，毛人凤一再劝阻张国焘飞台，但是，他还是于1948年11月带着杨子烈和三个孩子来到了台湾。
天下虽大，但除了台湾，张国焘想不出别的生路。
到台北后，张国焘一家先是住在南阳街一个招待所内，等待国民党安排工作。一住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前来问讯，既不安排工作，也不过问生活，仿佛世间根本没有此人。张国焘再次感受到蒋介石的薄情寡义。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张国焘与家人商量，搬出招待所，在一家温泉旅馆附近“顶”了一栋民舍。“顶”是当地的术语，意思是指预付大额租金，取得房屋的长期使用权。
民舍长久失修，残破不堪。张国焘又掏一笔钱，购买木料，雇请工匠进行修缮。张国焘一家老小跑前跑后，忙碌了好长一阵子，满心欢喜地等待房子竣工，就在这时祸从天降。
一日，两位国民党士兵来找张国焘。“停工！停工！我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这栋房子早就被公署租赁了，你们怎么能擅自居住！”“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国焘搬出头衔想压压丘八的嚣张气焰。
士兵根本不吃这一套，粗暴地打断张国焘的话：“不管你是不是国民党中委，房子我们是要定了！马上搬出去，不要自讨没趣！”丢下这句话，扬长而去。
明日请看：台北不欢迎张国焘，张国焘一家不得不离开台北，到香港栖身
台北不欢迎张国焘，张国焘一家不得不离开台北，到香港栖身
张国焘气得面色赭红。杨子烈感到事有蹊跷。两个当兵的哪有这大胆量，敢不理国民党中委的茬，一定是保密局在捣鬼，也许后面还有毛人凤甚至还有蒋介石的黑手。
经妻子提醒，张国焘回忆起毛人凤散席时说的“台湾是不会欢迎你去的”，脊背上顿生凉意，倒吸一口冷气。为躲灾避祸，他带着一家人悄悄地离开台北，来到香港栖身。
无限凄凉涌上张国焘夫妇心头。张国焘借酒浇愁，独自垂泪，心酸地对妻子说：“在中国的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一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些悲剧才好！”
社会上有人指斥蒋介石冷酷无情。向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高层人士这次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纷纷出面为蒋介石辩解：
“张国焘最大的本事就是吃里扒外。国民党推他为参议员，要他以超然的民意代表身份，揭露中共阴谋，以正内外视听。他却一反过去勇于发言的作风，瞻前顾后，明哲保身，未尽言责，放弃了报效党国的大好时机。”
“张国焘已是政坛上的一块腐肉，不惟政治上威望，而且人格形象也极坏。全国光复后，政府让他以社会清望的身份，从事济慈事业，他却在短短几月之内，透支4亿法币。总裁没有追究，已经是莫大的恩情！”
一句话，张国焘成为落水狗、丧家犬，咎由自取，不是国民党对他不住，而是张国焘有负厚望。
善叛人者，人恒弃之。张国焘夫妻悟到这层道理时，已到了黄叶满天、寒潭凄清的人生暮年。
穷困潦倒之际，张国焘三次兴起回归大陆的念头，终因不肯承认错误而作罢。他靠出卖情报乞食于美国中情局，洋洋百万字的回忆录成为他晚年的活命钱。
香港，当时是英国控制的殖民地，解放军没有收复，国民党也管不到，正好适合张国焘这类“边缘人”居住。
1949年冬天，九龙老街，一栋陈旧的老楼里挤进一户人家，主人名叫“凯音”，携妻儿四人。他们租居的房子为三室一厅，面积不大，租金却高达6000港元。香港寸土寸金，房价高得惊人，原因之一就是从大陆来了一批出手阔绰而又无处可去的寓公。
凯音就是张国焘。定居香港后，他在一家小报担任主笔，每天写点评论、专稿，赚点生活费。走到人生尽头的张国焘既对共产党无可奈何，又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于是与一群自称是“第三势力”的人物打得火热，特别是与青年党的谢澄平、改组派的顾孟余和桂系旧人程思远来往密切。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意人，际遇相同，牢骚满腹，经常泡在一起喝午茶，打麻将，摆龙门阵，有时还带家人一同到郊外野炊。
闲聊时，有人问起张国焘离台缘故。他闭口不提自己遭受的冷遇、侮辱：“住在台北很麻烦，国民党不时找我出反共的主意。并不是我怕共产党，不敢出主意，而是我出的主意，被他们执行得非驴非马，共产党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划不来。”
只有一次，在与程思远喝茶时，张国焘吐露了真心话。他拉着程思远的手，推心置腹地说：“思远，过去我们搞政治都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没有意思，以后不再搞了。我们的孩子，应该使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程思远以为屡遭命运嘲弄的张国焘大彻大悟了，以后可能不会涉足政界了。当顾孟余准备拉张国焘入伙，创办《中国之声》杂志时，他说：“不要白费劲了，张国焘已经对政治死心了。”谁知张国焘竟然一口应承，出任《中国之声》社长。后来，张国焘还参加了张发奎、顾孟余发起组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是七名中央委员之一。事隔不久，同盟出现分裂，张发奎派亲信接管《中国之声》，将张国焘逼出圈外。
张国焘又被人涮了一把。
明日请看：多次兴起回大陆的念头
多次兴起回大陆的念头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战事带动国际黄金价格暴涨，许多人靠“炒金”发了大财。张国焘对于金融一窍不通，但耐不住寂寞，倾囊而出，把全部家当——5000美元投入金市，做起了黄金买卖。一开始，行情只涨不跌，张国焘赚了不少。到了后来，随着战事的反复以及中朝联军与联合国军时谈时打，行情涨跌不定。一些行家判断朝鲜战争有可能结束，纷纷抛出硬通货。
有朋友好心地劝张国焘：“看形势，朝鲜战争会以和谈收场，金价已经爬到了峰顶，可能会走下坡路，该收手了！”
“你根本不懂政治。”张国焘不屑一顾，“美国人，老子天下第一，不打胜仗不会罢休；毛泽东，更是硬骨头，对手越强他越来精神。朝鲜战争不见输赢不会收场。只要战火不熄，金价就会上涨。”张国焘不仅不收手，反而将所有资金全部买涨，想赚个钵满坛满。但世事弄人，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转瞬之间，张国焘血本无归，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偏偏祸不单行，杨子烈为节省家用，辞退女佣，自己操持家务，上街买菜时滑倒在青石板上，摔断臀盘骨，好不容易四处借钱保住了性命，但成了跛子。
内外交困，贫病交加，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张家的生活十分妥帖。张国焘闲居在家，杨子烈病卧在床，老二张湘楚读中学，老三张渝川读小学，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无力应付种类繁多的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医疗费、学费和生活费。每月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账单，张国焘坐困愁城。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夫妇三次兴起回归大陆的念头。他们知道，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对于幡然悔悟之人、海外回归之人从来就是宽大为怀，对于历史旧账也不会过于苛责。
第一次与大陆联系是在1951年4月。在江西萍乡上栗老家务农的三弟张国杰收到大嫂的一封家信：
国杰弟：
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嫂杨子烈1951年4月
1951年春，大陆镇压反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特务被列在镇反的首位。张国焘是臭名昭著的中共叛徒、军统特务，这个时候接纳他的子女无疑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张国杰一向本分，收到信后担心遭受牵连，于是主动来到上栗派出所，将杨子烈的信上交给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李明志看完信，没当一回事，说：“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着。”张国杰连连摇手：“还是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不方便。”他连信都不敢留，更没有胆量收留张国焘的两个儿子。
杨子烈数着日子盼回音，始终没有消息，料到三弟也有难处，叹叹气只好作罢。
又过了两年。张国焘更加困难，特别是两个孩子的高额学费让他一筹莫展。与此同时，内地人民安居乐业、百废俱兴的生旺景象，给侨居海外的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国焘第二次兴起回大陆的念头。
1953年春，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张国焘聊道：“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港，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还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
陈先生称张国焘为伯伯。他问：“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吗？”张国焘摇头：“没有合适的渠道。”陈先生热心快肠，说：“我认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可以帮你传个信。”
“好，好。”张国焘很兴奋地说：“帮我请教金先生，有没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
明日请看：张国焘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张国焘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陈先生向金尧如转达了张国焘的要求。金尧如思忖了一会，回答说：“张国焘先生愿意回归党和人民，当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请示分社领导的意见，再听中央的回音。不过，光是我口头反映，恐怕凭证不够。”
陈先生马上补充道：“张国焘伯伯告诉我，他准备写封信给毛泽东主席。你回去与分社领导商量一下，如果同意反映给中央就来个电话，我把信送去。”
金尧如将这一动态向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作了汇报。黄作梅认为可以将张国焘的信件上报中央。金尧如打电话通知陈先生。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请陈先生交到金尧如手上。
张国焘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毛泽东主席”，下署“张国焘拜上”。正文不长，大意是：
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焘。
应该说，对于张国焘这样一个自立为王的伪书记、公开向党宣战的头号叛徒、劣迹斑斑的军统中将特务头目，由刘少奇出面代表中央欢迎他回去，这种肚量和胸襟是罕见的，提出的要求丝毫不过分。凡是曾经给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要人物，回党之前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宣布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此类问题的惯例。这种要求，中央对接受和平改编的傅作义将军提出过，对开除党籍的陈独秀提出过，对脱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刘仁静提出过，并不是专门针对张国焘一人的。
中央的善意没有感化张国焘。他在思考一夜后，打电话给陈先生：“我这几天身体不好，这件事暂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你替我谢谢他们。”
张国焘一生爱面子，要他认错比要他的命还难。
张国焘放过了悔过自新的机会。
党内那些宽厚的老同事没有放弃帮助窘迫中的张国焘。1955年，张国焘之子张湘楚高中毕业，无钱在香港读书，想回内地上大学，张国焘托香港友人向中央政府请求予以照顾。经周恩来批准同意，张湘楚进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五年后学成回港，先是在九龙开办诊所，后来移居美国，继续行医。
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张国焘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
建国初期的毛泽东，像一只日夜不眠的巨鹰，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对于任何可能会危及共和国的可疑迹象抱有高度的警惕。张国焘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同样没有逃出他的视线。
穷得只剩下情报了
毛泽东曾经用“实力派”三个字概括张国焘的处事哲学，可谓入骨三分。张国焘虽然把信仰和人格挂在嘴边，但在实际生活中最不讲原则，遵循的是“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早年，为了活命，他出卖党组织；中年，为了实权，他制造红军内讧；晚年，为了实利，他又贪图金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拉下了水。
朝鲜战争，令美国政界重新审视新中国这个仿佛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的东方巨人。对于这个陌生的对手，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在最短时间填补有关中共的情报空白。
重视搜集政治人物的历史情报，是美国中情局的传统。他们认为通过了解中共决策人物的籍贯、经历、性格、爱好、交往、家庭，有助于分析其政策走向。中情局称张国焘是中共历史的“活字典”，又了解到他经济上十分困难，于是投其所好，以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名义，登门拜访，要求他提供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有关历史情况，许诺采访后付给丰厚的报酬。
先后出面进行联系和访谈的美国人名叫DavidHMckilop和JulianHarrington，两人的身份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是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设在远东的重要据点。对于这两人的来历，张国焘心知肚明，也清楚出卖情报是件不名誉的事情，可他穷得只剩下情报了。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张国焘饥不择食，答应为美国人效劳。从1953年7月开始，美国驻港总领事定期拜访张宅，由张国焘介绍情况。通过访谈，张国焘第一次认识到了美国情报界同行的细致和严谨。访谈有着严格的计划和程序，事前列出详细名单和咨询重点，要求张国焘认真准备，访谈时有录音，录音拿回去经过认真整理，打印成文，进行核对，如有遗漏和矛盾，下次还要进行补充或核实。美国人最初开列的名单只有一二十人，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高岗、彭真、罗瑞卿等人身上，后来又增加了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等几十人，总名单竟然达到了100多人。张国焘绞尽脑汁，倾囊相授，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令中情局非常满意。美国驻港总领事先后拜访张国焘约20次，在感觉到他肚子里的材料枯竭后停止了采访。
张国焘又失去了生活来源。但是，经过前次访谈，他“物美价廉”的名声不胫而走，传到海外，引起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注意。他们派人找到张国焘，请他撰写回忆录，报酬是在撰写期间每月提供2000港元作为研究费，条件是回忆录写成后授予该书的英文版权。张国焘绝处逢生，欣然应允。他在同乡许鹏飞、涂公遂的帮助下，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回忆。
1965年，香港《明报月刊》开始连载张国焘的回忆录，取名为《我的回忆》，1971年后又分为三册陆续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在此之前，杨子烈出版了《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明报周刊》为这两本书付给张国焘夫妇一大笔稿费，这笔稿费成为此后十余年张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我的回忆》一度风行海外，引起反共人士的喝彩，其中有个人的共鸣令张国焘始料不及，这就是客居苏联的王明。在书中，张国焘对王明笔下并不留情，冷嘲热讽，怨毒之意溢于言表。没想到王明竟然撰文捧场，还派人到香港，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盛情邀请张国焘到莫斯科共商大计。张国焘出于种种原因，未敢成行。王明碰壁后，也效仿张国焘的样子，撰写出版了《中共五十年》。这两本书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媒体炒作的焦点。《我的回忆》共分21篇，从1906年上私塾起笔，到1938年4月叛离中国共产党为止。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行家对这部书有句中肯的评价：“不大老实。”
明日请看：张国焘走到哪里，贫困就像影子一样追逐到那里
张国焘走到哪里，贫困就像影子一样追逐到那里
“不大老实”几乎是所有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相同的看法。对这个观点表述得最酣畅的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1954年2月23日，他在回忆中共“二大”时说：“张国焘阴谋诡诈，我对他很表不满，他所以借这个机会在大会上打击我，‘打倒你，我起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以后叛党做特务，就是从这个时候发芽的。我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早已确定他是一个坏蛋。”
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录中，除李达外，包惠僧、刘仁静、陈公博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评价。
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波及海外，连香港都响起了“炮打”、“火烧”的口号声。
张国焘忧心忡忡。在香港，他生活了将近20年，如同第二故乡。但是，这里与大陆山水相连，只有咫尺之隔，他既害怕会被国内的造反派越界揪回去批斗，又担心狂热的红潮会席卷香港，思虑再三，最后选择了远迁北美。
这年，张国焘已是古稀之年，3个孩子也已成家立业。长子张海威和三子张渝川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分别从事数学研究和工程建设，次子张湘楚在美国行医。张国焘夫妇先是移居美国投奔次子，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与长子住在一起。
张国焘走到哪里，贫困就像影子一样追逐到那里。与长子住了不长时间，他和杨子烈发现张海威的工资收入不高，原本养活自己一家都很勉强，再新添两个“包袱”，更是沉重。当他们了解到加拿大政府有关于65岁以上的老人有权利享受福利救济的规定时，主动搬出张海威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靠政府养老金过活。1973年，张国焘突然中风，经过多方救治，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留下偏瘫的残疾，右手右脚不能动弹，而且病情很不稳定。杨子烈也是残疾，年岁已高，根本无力照料他。杨子烈与孩子们商量后，向政府申请，将张国焘由养老院送进官办的老人医院。
老人医院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慈善医院，生活、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院坐落在市郊，位置偏僻，与市内尚有一段路程，探望非常不方便。病房罕见的窄狭，每间只有6平方米，还必须住两人。也是张国焘晦气，与他同室的一位加拿大老人脾气暴躁，经常发无名火，摔东西，骂人，搅得张国焘不得安宁。每当张国焘有亲人、好友来访时，那位老人大声地发牢骚，说谈话影响了休息。老人的埋怨多了，亲友们坐不住，只好匆匆告辞。时间一长，来访者也少了。张国焘中风后说话和行动都不利索，与亲友相聚时，总是眼里含着泪水，紧紧地攥紧他们的手，不肯放松。人到暮年，都渴望亲情，害怕孤寂。
孤寂、凄惨和时间并不能淡化张国焘对往事的仇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去世。《伦敦日报》的记者专程飞赴多伦多采访张国焘。他不愿细谈，应付道：“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当他的老友蔡孟坚来访时，他的回答依然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你对共产党的看法有无改变？”“没有。我想起当年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时，看见斯大林屠杀异己，我就心存反对，而且初萌反共意念。当时我把中共党员中我唯一领得的列宁勋章丢掉，以示内心抗议。”“你对逝世的毛泽东如何评价呢？”
这下张国焘越说越激动，脸色发黑，浑身颤动，吓得蔡孟坚不敢再继续问下去。
明日请看：蒋经国为报当年救命之恩，为张国焘养老送终
张国焘身残多病，在老人医院病情时有反复，饱受疾病的折磨，急需一笔经费请院外专家治疗。他与杨子烈商量时，突然想起了曾经做过的一件善事。
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时候。当时，蒋经国还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在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因公开宣布与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而名噪一时，后来就读中山大学时卷入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遭到清洗。在讨论对蒋经国的处置意见时，代表团发生分歧。王明力主流放：“蒋经国是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员，他爹爹是反革命，他也不是好东西，应该把他弄到西伯利亚的矿区去教育改造。”张国焘偶发善心，认为不必对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过于苛责，亲自与俄共交涉，先是让蒋经国到列宁格勒托马卡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又派到工厂做工和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庄劳动，免去了颠沛流放之苦。其他判处流放的人十有八九死在了西伯利亚。可以说，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活命之恩。张国焘旅居香港时，蒋经国曾派黄少谷到港问候张国焘，表示“患难之交，活命之恩，定当回报”。
张国焘夫妇不好意思直接向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索恩，于是恳请蔡孟坚出面联系。蔡孟坚致信黄少谷，说张国焘投诚党国，曾任中委之职，眼下身无分文，重病在床，如果饿死或病死在加拿大，固然对张国焘是个悲剧，对于台湾方面也是一大讽刺，建议黄少谷向蒋经国进言，予以救济。时隔不久，蒋经国托人将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蔡孟坚，蔡孟坚亲自将支票送到老人医院，张国焘手脚不便，嘱咐杨子烈代写收据。
1979年11月26日，张海威三兄弟齐聚多伦多，将父亲接出医院，在家里为他做寿。事后，杨子烈才意识到犯了大忌。张国焘的生日是农历10月20日，即公历11月14日，做寿的这一天已经超过了12天，违背了中国“男做虚，女做实”的传统习俗。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当时，家人们难得团聚一堂，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82岁的张国焘胃口不好，象征性地吃了两口寿面。望着子孙满堂、熙熙融融的场景，他突然冒了一句：“医院暖气有时关闭，冷得我直想呕吐。”大家听了，心里很难过。
吃过寿席，儿子们又把张国焘送回老人医院。
回到医院，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十几度。张国焘终日蜷缩在被褥、毛毯里，不敢起床。12月2日深夜，他在翻身时，被子、毛毯滚落到床下，因为偏瘫无法动弹，只能按铃向护理人员求救。可是，没有人理会。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张国焘身着单衣，裸露在寒冷的地板上，冻得浑身青紫，然后是剧烈呕吐，呕吐两个小时后陷入昏迷。等到第二天天亮，护理人员发现时，他已全身冰凉僵硬。
12月5日，张国焘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他死后，由于3个儿子家庭负担都很沉重，负担不起全部丧葬费用，杨子烈只好从自己积攒的养老金中拿出钱来为张国焘购买棺木、墓地。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称杨子烈无力负担丧葬费用，再次托蔡孟坚、黄少谷向蒋经国求助，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3500美元，用于处理后事。
张国焘死时，按虚岁是83岁。
张国焘的亡妻杨子烈曾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福，天道真不公平！”
张国焘以叛逆著称，这也许就是叛逆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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