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优苍井空或许是间谍

     【苍老师原来是间谍？】“如果日本政府利用女 优接近高官，探取国家机密易如反掌！”近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质疑苍井空等打入中国市场的日本 女 优 是间谍，还可能向中央高层吹枕边风。评论仲话 女 优 会使中国男人堕落、中国文化衰落。苍井老师原来係007？

苍老师原来是间谍？

                                金正恩视察朝鲜空军 士兵抱其痛哭

　　
　　据朝中社1月20日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日前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空军第354部队，并指导部队的飞行训练。图为空军士兵抱着金正恩痛哭。
　　
　



　　
　　                                      图为金正恩视察朝鲜空军。
　　
　　
　　



　　
　　报道称，金正恩在食堂教导说，飞行员们精神体力上的压力很大，因此要让他们吃得好。金正恩还亲自把人民赠送给他的超过60公斤的花鲢鱼送给部队，并告之烹调方法，富有恩情地说“给飞行员们尝尝”。他还来到部队直属连队，无微不至地照顾战士们的生活。
　　
　　在离开连队时，金正恩吩咐连长和政治指导员说：“你们要做连队军人的大哥、大姐和革命战友，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金正恩表示，相信部队军人将誓死保卫革命首脑，誓死守卫祖国蓝天。

　　
　　                                                                                                      （环球网 ）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0  周年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 

                             感动中国的作家----鲁迅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个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野草题辞》

　　说感动中国的作家，不可能不提到鲁迅。这位身高只有一米五八的文学巨匠，虽“只愿文章与时弊早日消亡”，却像一面浩瀚的海洋，近百年来用他的文字影响与感动着几代人。他曾在《热风》中激励我们：“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本期由当年的文学青年、现著名文艺评论家王干先生谈鲁迅给他的感动。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对鲁迅的崇拜，一段时间让我在生活中暗暗模仿他说话的口气和手势（当然是想象的），连发型也理成鲁式的板寸。但久而久之，我发现我成不了鲁迅，我个人的气质和性情与鲁迅相距甚远，连模仿秀也秀不好，也不敢像有些人亲切地把鲁迅简称为“先生”，我是不配做他的学生的。——王干

　　鲁迅的小说除了《伤逝》外，一点也不“小资”

　　我读鲁迅的作品很迟，好像是１９７２年，我刚开始上初中，不是在教材上读到的，而是自己从新华书店里买的一本《彷徨》看的。说实在的，第一次看鲁迅并没有特别喜欢，而是带着好多的疑惑。那本小说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扉页收有《彷徨》第一版的封面，我看了以后也非常奇怪，鲁迅怎么到私人书店出书呢？最大的疑惑是小说的内容，当时的文艺流行“三突出”理论，我们的老师比较热衷于文学，按今天的说法也应该叫文学青年，他专门给我们讲“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当时刚弄懂这一原则，去套用鲁迅的小说，就发现鲁迅的小说没有一篇能够对上的，鲁迅的小说中甚至没有一个正面人物，遑论英雄人物了。

　　《彷徨》的第一篇是《祝福》，祥林嫂是一个受害者，有点逆来顺受的味道，最多也是怀疑，没有白毛女式的愤怒和反抗，这让我大失所望当年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的作品。

　　虽然不喜欢鲁迅的小说（其实是读不懂），但我喜欢摘抄鲁迅的格言，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录了好多鲁迅的语录，像“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等等，都是写作文的好句子。当时的作文，除了引用毛主席语录外，便是鲁迅的格言了。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惟一让我一读就喜欢的作品，那种特别欧化的句式和饱含激情的叙事态度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天外来客，光这一篇《伤逝》就让我觉得鲁迅特别的可爱，让我觉得鲁迅也有巴金《家》里的炽热和忧伤，不只是冷峻和冷讽。当然，喜欢《伤逝》还因为他写到了爱情，我们年轻时都希望在小说里读到爱情，而鲁迅的小说除了《伤逝》外，一点也不“小资”。鲁迅《伤逝》里写了爱情的悲剧，写得那么凄伤优美，弄得我们后来一写情书就“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什么什么”那般悲痛。

　　《两地书》当教科书，我找到了“广平兄”

　　真正让我喜欢上鲁迅的，是他的《野草》，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大约是１９７７年或１９７８年的样子，我第一次读到《野草》时便被《野草》里奇美的意象和极端鲁迅个人化的气势所打动。《野草》写的就是年轻，它对应的是一颗年轻的心。《野草》有《伤逝》的热情和气象，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高声朗诵，甚至将自己的笔名也与《野草》挂上了钩，叫“野草之”，虽然这个笔名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

　　鲁迅的作品对我个人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是《两地书》。

　　野草之的文章从来没有见诸报刊，野草之的名字有着特别的价值，用它“发表”的作品却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个人化写作”。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我用野草之给我的女朋友写情书，一直到结婚，前后有五年的时间，字数抵得上一部长篇小说。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当时的女朋友也是一个文学青年，我最初和她的交往当然是互相交换作品看，我把自己署名“野草之”的诗歌给她看了，她对诗歌没有太多的赞许，但对笔名称赞不已，说这笔名就是一首最好的诗。

　　你来我往几次之后，有一天，她红着脸问我：你看过《两地书》吗？我一愣，脸也红了，我知道这是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里面还有一些让人脸红的句子，情急之下，我说，你有吗？能借给我看看吗？我当时的女朋友居然有一套《鲁迅全集》，这也让我特别羡慕。她下乡插队时，父母的单位可以赠送一些东西，一般人都索要铺盖一类的生活用品，而她却要了一套《鲁迅全集》，这让所有的人感到意外。高考之后，这套全集在我们班上就特别的“牛”，我们经常向她借书看。《两地书》是她最喜欢的书，她第一次借给别人看。我那一次向她借了《两地书》以后，我们就开始模仿《两地书》，通信，我的署名便是野草之，对她的称谓也学鲁迅称广平兄一样称她××兄。我和我的女朋友在毕业分配之后，又有一段两地分居的日子，通信由原先的虚拟变成了真正的两地，通信就更频繁了。后来我们把通信集装订起来，也叫《两地书》。

　　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我们怎如此平庸，连情书都没有一点创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常会把文学当做生活的教科书，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情书的了解和运用，几乎全是从《两地书》开始的。《两地书》的意义不仅具有文本意义上的，它告诉我们如何运用情书这一文体，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么一个文化伟人，在和那么多“敌人”战斗的同时仍然有儿女情怀，仍然寸心柔肠，“怜子未必不丈夫”，他让我们明白爱情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事，卿卿我我并不影响一个人的伟大，爱情，在伟人和凡人的生活中，都应该有位置。《爱情的位置》是刘心武的一篇轰动全国的小说，你想连爱情的位置都要讨论，可见我们当时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在我们阅读这篇小说之前，我们就确定了爱情的位置，因为有鲁迅的榜样，有《两地书》这样的爱情范本，我们就敢去爱。

　　对鲁迅的崇拜，一段时间让我在生活中暗暗模仿他说话的口气和手势（当然是想象的），连发型也理成鲁式的板寸。但久而久之，我发现我成不了鲁迅，我个人的气质和性情与鲁迅相距甚远，连模仿秀也秀不好，也不敢像有些人亲切地把鲁迅简称为“先生”，我是不配做他的学生的。王干

　　鲁迅生活年历：

　　１８８１年：出生在绍兴城内一户周姓人家里。家里的四五十亩水田，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从《十三经注疏》、《四史》到《古文析义》、《唐诗叩弹集》、《三国演义》丰富的藏书，使鲁迅从六岁开始开蒙读书。

　　１８９４年：祖父周介孚因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而入狱，而后父亲周伯宜吐血病逝。鲁迅初次体会到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

　　１８９９年：第一次为出路感到忧愁，和二弟一道参加乡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因厌恶科举制度而选择就读江南水师学堂，成绩总是班里第一位。

　　１９０２年：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的７年多里，看尽了日本人对中国的鄙视，也曾在仙台被藤野严九郎的善意和热忱所感动。

　　１９１２年：应蔡元培邀请，去南京就职，３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１９１２－１９２５年，１３年的佥事生涯中，鲁迅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但和第一任夫人朱安之间却缺少交流和默契。

　　１９１８年：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１９１８－１９２６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

　　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相继聘鲁迅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

　　１９２１年：发表中篇小说《阿Ｑ正传》，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１９２３年：鲁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讲师，认识了当时还是二年级学生的许广平。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

　　１９２６年：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缉，无奈只得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

　　１９２７年：１月份来到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挨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鲁迅的遗嘱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１．不是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２．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３．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４．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５．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６．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７．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新华网）

                                 鲁迅与广告 

　　把鲁迅这个名字与广告扯到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不过，鲁迅的确草拟过不少广告，《鲁迅全集》中收录的就不下十数条，而广告的确也有不自吹自擂、据实道来的。

　　登在《京报副刊》上的《苦闷的象征》广告文曰：“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鲁迅告白。”这里毫无渲染，且特别声明书的性质，“其实”二字下得尤妙，犹云：“书中并无‘性苦闷’之类，对某类书有特别兴趣之读者诸君幸勿误会。”搁在今日某些书商、出版社手里，那书名正可利用或是正希望其能有误导之效的，作此声明，岂非自断财路？

　　不妨拿近年某出版社所出林语堂《红牡丹》一书作个对照，那上面的广告语赫然写着“性的冲动，情的需求，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这已是堕入地道的“瞒与骗”了。鲁迅一生最反对瞒与骗，反对假大空，此种精神也体现在他拟的广告上。最好的例子是他为《莽原》重拟广告一事。

　　1925年，《京报》主持人邵飘萍与鲁迅商定出《莽原》周刊，随《京报》附送。邵飘萍遂拟了一条广告登在报纸广告栏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头一句即拉开架式，先声夺人；第二句问来亦是动人听闻，后面隐去刊名，则是故弄玄虚，设置悬念——广告的种种招数都用上了，似乎也并无大错。不道鲁迅看后大不悦，斥为“夸大可笑”，遂以第三者口气重拟一条，并“硬令登载”，且“不许改动”。于是第二天的《京报》上又出现了一则广告，云新出周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恳挚实在，诙谐风趣，与邵的夸张招摇恰好相映成趣。

　　但是事情还没完。邵飘萍虽因“硬令”，只好刊出，内心却大约觉着太不像广告，故又在广告之后加了几句“无聊的案语”曰：“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鲁迅看了哭笑不得，给许广平的信中叹道：“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人物）

                                           孤独的隐士

常年的深居简出

匆匆而行匆匆而过

朋友已不多

有些相当隔膜

熟人已陌生

不来不往不凉不热

心底里淡泊名利

与世无争不求富贵

喜欢闭门造车

坐而论道

这个世界据此相当遥远

这个秋天

依旧收获粮食与水果的秋天

平常宁静的秋天

你突然看见它们

在依旧灿烂的阳光下

节节弯曲的枝干和

黑暗中迅速腐烂的残叶……

依旧是闭门造车

依旧是坐而论道

隐士无聊之极、天真之极

孤独之极、苦闷之极

隔着厚厚的冻土与积雪

隔着即将来临的整个冬天

又在梦想来年焕然一新的春天

可知不可知的春天

伸手可及又姗姗来迟的春天……

                               瞪眼执法与斧头帮舞

过大年总能改变许多的人和事。

相忘已久或有结怨的旧友，也能相视一笑，或抱拳或招呼，冰雪消融般的温暖，瞬间重燃隔膜的友情，尽管时间短促，却足以叫人心情舒畅。过年的感觉总是美妙的，甚而小偷也有所收敛，毕竟过节最像过节。

连城管们的执法也换了一副样子，收起平时的恶楞，不动手也不动脚，只是瞪眼，就大显神威。前日，南京城管在制止一起占道经营的摊贩时，没有强行驱赶，也没与摊贩发生肢体冲突，而是十几个身穿制服的城管站在一个卖海货的女摊贩面前，不言不语，不急不躁，用眼神瞪视摊贩，让摊贩如锋芒被刺，慌里慌张的收拾东西走人。这种看似文明的执法，却难以激起公众的好评。平日里，摊贩见城管如老鼠遇猫，敬畏不足，惊吓有余。尽管你不在大声呵斥，不在夺秤盘子、踢篮子，看到你们城管假装的温情，用瞪眼代替粗暴，用瞪眼代替简单执法，也足以让小摊贩害怕难当，这种文明的执法行为还是少用的好。粗暴只是短暂的疼，而瞪眼却是精神上受伤。如小贩夜晚做梦，梦见城管瞪得像子弹一般的眼神，要惊起一身冷汗。

文明执法还是不要瞪眼为好，瞪眼执法不要作为南京城管的一项专利而向全国推广，小商贩不想做瞪眼执法的试验品。

无独有偶，安徽合肥高新区城管执法队员，在新年联欢会上，集体挑起了斧头帮舞，用城管领导的话说是以此展示城管的精神风貌。此举实在是难以让人恭维。

城管的不文明执法素来遭人诟病，就连执法权的有无也饱受质疑。每年因粗暴执法照成的伤害充斥媒体网络，他们的行为，已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城管应以更文明更理智更清醒的执法，来展示自身的形象。而一群穿黑衣带黑帽、手执斧头的人在舞台上上演精彩的“群魔乱舞”，究竟是想展示异样的风采，还是向人们表示城管就像香港的“斧头帮”，要敢于打打杀杀，真不知道这样的表演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新春贺喜，策划这场舞蹈的，是心血来潮还是不得要领，反正看到此番报道，让人对城管又有了新的本质的认识，难道城管就像是香港的斧头帮吗，连跳舞都要模仿他们的举止，如要让小商贩观看，这阵势也要吓得心跳过虚、大冒冷汗。

合肥城管大跳“斧头帮”舞，既不美也没有新春的喜庆，由此引发广泛的热议是自然的，也是当地城管领导们始料不及的。这种现象，也是城管集体矛盾的心里一种焦躁的反映，毕竟过年了，也要改变一下在公众心里旧有的形象，只是斧头帮舞选的不尽人意，还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城管非理性执法的疑虑和阴影 。

人们期待着城管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以崭新的面貌重塑执法形象、重整执法理念。

                                     春天的印象

春光炫目

照射着涌动的水面

花儿开放

打扮着苏醒的村寨

思维与幻想

一夜之间

消融百年的雪原

大地浮现泡沫的欲望

南风徐来

送来福音

……送来喧嚣和骚动

送来陌生而锋利的词语

……一夜之间

空中弥漫工业和技术的烟雾

空中弥漫老屋崩塌与村镇消失的灰尘

还有梦中弥漫不可知的怅然和惊惧……

滕县1966—1969年大事记

来源：《滕州市情》 一些事件的阐述立场原文保留

    1966年
    1月5日县委，县人委决定将公社（镇）改为区、镇。全县30个区镇，下设160个公社。5月9日，又调整为19个区镇、165个公社。
    1月14日至19日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实到代表164人，列席会议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1429人。会议进一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检查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交流了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贫下中农作用的经验。会议还选举了出席山东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
    2月20日至24日滕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507人。会议听取了樊毅副县长所作的《滕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县财政局长张锦秀作的《滕县1965年财政收支决算和1966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的报告》、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魏法堂所作的《关于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经过代表讨论，同意并批准了以上三个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滕县人民委员会：县长陈永峰，副县长樊毅、王开矩、程竹泉、许振东、李杰、刘长胜、陈鹤苓，委员23人。补选出席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名，会议受理了提案325件。大会在当时情况下通过的主要决议是：1、突出政治，大学毛泽东著作，首先要精读、细读、学好、用好《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三篇文章。2、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深入地开展阶级斗争，进行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要学大寨，学大庆，树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彻底革命精神，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全面完成各项任务。3、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2月下旬全县开展学习焦裕禄的活动。
    4月20日至24日滕县第五届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委员15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滕县第五届政协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33名常务委员。
    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此通知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时十年的内乱自此开始。
    6月初滕县县委组织学习《五·一六通知》，并决定成立滕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6月初全县文化教育系统仓促上阵，错误地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6月17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在济宁地委书记朱奇民陪同下来滕视察。
    6月中旬县委决定以滕县卫校为“文化大革命”试点单位，并派工作组进驻该校。学生张贴出数百张大字报，部分学生赴济宁专区请愿，被劝阻。
    6月下旬全县各中学学生走上街头，开展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将家谱、古书字画等付之一炬，香炉、蜡台、房上兽头全被砸毁；北门里清代修建的黄家铁牌坊被拆除。
    8月中旬全县学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下旬全县各中学师生选派代表，分批赴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返校后纷纷建立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对教师和领导干部进行批斗。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军不怕远征难》。滕县城乡中学生教师多数卷入“大串连”的热潮，各类学校形成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冬党政机关团体、工厂、农村建立了各种名目的所谓战斗队，对建国十七年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成就，任意歪曲、肆意批判，进而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错误口号，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教师、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被“专政”。

    1967年
    1月中旬至2月受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影响，滕县刮起乱罢官、乱游街的歪风。全县被“罢官”的干部2977人，出现了“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的混乱局面。
    2月根据毛泽东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人民解放军驻滕部队和滕县人民武装部逐步开展“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是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滕部队和滕县人民武装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逐步开展“三支”、“两军”，向全日制中学和部分小学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3月10日滕县革命委员会（又称前革委）成立，主任张翠峰，副主任刘其伦、张延龄，常务委员9人。
    4月5日中-共济宁地区核心领导小组批复成立中-共滕县革委核心小组。是月滕县酿酒总厂生产的苹果脯首次出口日本。
    6月1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滕县职工俱乐部发生小规模武斗。
    7月27日至29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派飞机到枣庄、滕县散发传单，支持“造反派”群众组织，“滕县大联合”瓦解。滕县一片混乱，“造反派”重新掌权，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轻则游街示众，重则非法审讯，残酷毒打。县社队半数以上的干部被打被斗，有的被打伤致残，滕县一中学生张忠诚、二中教师甘成修被打死。
    9月26日在王效禹的支持下，滕县召开了所谓镇反大会，将反对王效禹的13名干部工人押上会场批斗。同时，还强迫各单位的一千多名“走资派”、“坏头头”、“黑老保”，身穿白大褂、肩戴白袖章、手打小白旗，参加所谓镇反大会。会后，在全县游斗月余。1979年县委对“九、二六”事件平反昭雪。
    10月中旬全县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普遍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点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月滕县23个公社4万人赴鱼台县，参加治理红卫河（在鱼台县郭楼）工程建设，至次年5月完工。
    11月全县中小学陆续“复课闹革命”。

    1968年
    4月4日滕县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也称后革委）。主任委员马启廷，副主任委员周克玉、张翠峰、李新法、李振汉、吕宜兰、张正寅，常务委员14人，委员26人。是年11月15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增补李玉磊为滕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4月全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批干部群众被列为清理审查对象，遭受迫害。
    5月6日贫下中农代表会筹备会成立。是月全县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组织基层干部分批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学习。
    6月7日八一煤矿168名职工食物中毒（食用从外地买的牛肉而引起），经抢救全部脱险。
    7月13日县革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决定》，指出，毛泽东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要求在全县广泛开展“无限忠于毛泽东”、“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从此，全县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出现了数不清的“忠字室”、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大搞“早请示，晚汇报”，背诵毛泽东《语录》活动。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深厚、朴素的阶级感情，掀起了大搞个人崇拜的狂热浪潮。
    8月受林彪、江青一伙的影响，全县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所谓“三忠于”活动。要求开会要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每天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时约半年，渐停止。
    9月工人宣传队进驻全县各中学和城关镇小学，领导师生斗、批、改；在农村则由贫下中农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派代表管理学校。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工宣队及贫管会代表先后退出学校。是月《人民日报》刊载候振民、王庆余的《关于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的文章。10月，县内公办教师纷纷返回原籍，实行工分制，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71年11月得以纠正。
    10月薛河大桥建成，长102米。
    11月王效禹在全省大搞所谓“反复旧”，滕县部分干部群众被批斗。
    12月20日县革委接上级指示，发出《关于撤销小公社革命委员会，把区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指出：现行的小公社一律撤销；现在的区革命委员会一律改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1969年
    1月18日滕县造反派组织20多辆汽车和200余人，围攻北辛大队，干部群众四处逃散，长时间不敢回家。北辛大队原党支部书记蒋传喜因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抵制王效禹发动的所谓“反复旧”运动而被县公安机关通缉。1979年，县委予以平反昭雪。
    1月19日造反派大搞“反复旧”运动，对县革委进行了“更新”。后称“更新县革委”。
    1月20日姜屯公社创办“五·七红校”。自编新教材，分设农药、机电、水泵等专业培训班，为公社培养各方面的人材。县革委以为此种办学方式是教育战线的“新生事物”，于2月1日正式推广。此后各公社相继建立“五·七红校”。
    6月为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吐故纳新”指示，全县开展整党建党工作。虽然恢复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但也有部分党员受到不应有的处分，部分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被吸收入党。
    9月鲍沟公社吕坡大队党支部书记吕宜兰，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秋中-共中央委员、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到“八一”煤矿视察。12月12日，杨得志来鲁南化肥厂视察。
    10月28日县革委落实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批示，对王效禹的错误进行批判，并纠正“反复旧”的错误。是月县政府调集粮食、白菜、萝卜支援惠民、聊城、德州受灾地区，部分村庄帮助喂养灾区的 牲畜。
    11月滕县开始接收外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至1980年共接收2877人，分别安置在21处公社。自1975年至1980年，由于招工、顶替、升学、参军及其他原因调离农村的共2771人，其余全部回城。是年滕县开始兴办合作医疗，社员就诊实行部分免费或免费，不足的部分由大队补助。当年有合作医疗站41处。

                                       吴英近况  看守所里写出万言书

    012年春节，极度寒冷。吴英在看守所里度过了怎样一个年关，外人无从想象。她在看守所里还好吗？她依然满怀求生的斗志吗？她知道看守所外人们为她生的权利所展开的大讨论吗？这是否会最终为她带来生的希望？

这一切，她的父亲吴永正很担心，却也无从得知。

在北京法官之家酒店房间里，吴永正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他将许多盒香烟全部拆散了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方便拿取。他的眼睛干涩、布满血丝，是长时间缺乏睡眠的缘故，以至于他的情绪波动相当大，说话声嘶力竭。

没过完年，吴永正就赶来北京了。他仍然将吴英案死刑复核阶段的代理权委托给了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他们也是吴英在一审、二审时的辩护律师。

这个年吴永正一家根本就没法过。就在过年前几天，1月18日，浙江省高院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楼的一个法庭里开庭，作出了对吴英的终审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突然的宣判

那一天，金华阴雨绵绵。

“很意外，也可以说不可想象。”吴永正低语，他看到他的女儿哭了，“她让给她带两双棉鞋。”

“第一个反应是不服。”他沉默许久，离开了法庭。他说，在公众场合他从不流泪，只能在家的角落独自垂泪，“连我老婆都不会知道，我不能再去增加她的烦恼。”

不知道已经是多少次跟媒体讲起，但他还是哽咽了，心酸、难过、痛心……脸上写满冤屈。他始终认为他的女儿是无罪的。在他眼里，吴英只是个孩子，“一个孩子犯了错，不等于是罪。小罪也可能犯，但小罪不等于是死罪，可以教育，可以改嘛。”

1月18日宣判当天早晨8：30，杨照东还在被窝里，接到二审主审法官的电话，“让我当天下午3：30赶到金华市中院，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你不要问了。”

杨照东起身，穿上衣服，洗了把脸，搭乘11：55的航班飞往杭州，从杭州萧山机场坐上出租赶往金华。在春运的洪流中，他被堵在了前往金华的高速路上。直到进入金华市区的路段，杨照东与主审法官通电话，那时候才被告知要开庭宣判了。

张雁峰是在前一天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但也不知道第二天究竟要干什么。吴永正没有接到通知，是张雁峰转告他的，吴永正致电主审法官问，“是不是要宣判了，对方说，‘不是的。’”

杨照东赶到金华市中院已经是1月18日17：22，17：25开庭宣判，走完整个程序不过10分钟。

根据二审判决：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做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 实际骗取3.8亿余元，尽管认定的集资直接对象仅10余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既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特别巨大，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策，所以二审维持原判。

吴永正表现得极其愤怒，“所谓的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完全是无中生有、随意捏造。她没借过银行一分钱，哪里体现出来国家有重大损失？当地银行的利益可能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存款少了，这是事实。”

他认可了吴英3.8亿元的欠账。但在剩余资产的估算上，吴英方与法院所确认的1.7亿元存在很大差异。若以剩余资产1.7亿元确认，那么距离3.8亿元的欠账，吴英给债权人带来的损失就达两亿多元。

而根据吴英自己的估算，距离3.8亿元仅差几百万元而已。吴永正对吴英剩余资产的估算则更高，达5亿多元。

财产的“贱卖”与“低估”一直是被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

吴永正称，2007年吴英被捕后，浙江省东阳市公安机关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其部分财产进行了拍卖，其中包括酒店、汽车、商铺等。吴英认为，公安机关不仅无权处置，而且使她的财产严重缩小达十几倍。

东阳市公安机关方面曾通过媒体就此进行过解释：当时是为了财产的保值和安抚债权人的需要。

“但你若说让人家一点把柄也找不到，这也是不可能的。至少我们自己认为程序上是经得起调查的，作为政府层面，已经考虑得相当仔细了。”东阳市公安局参与办理此案的一位警员坦陈，“现在看来，当时拍下酒店的人是比较划算的，但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这个酒店。” 诈骗还是做生意

吴英案，在控辩双方的诸多争议中，最为激烈的焦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否存在诈骗。这直接决定了吴英的生死。

二审判决认定，吴英的行为显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

对此，吴英均予以了否认。

“若是一开始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她早就该卷款逃跑了，有什么必要这样折腾呢？据我所知，她借来的90%以上的资金都投入到实体和支付高额利息了。即使买了台法拉利个人消费，占全部资金的比例也还是很小的。”同为东阳人的企业老板姜学礼为吴英鸣不平。

一审认为，吴英将所借资金的400万元为自己买服饰买包，有600万元用于请客吃饭，属于个人挥霍。“用于公司请客吃饭算不算挥霍先不说，从数量占比来看，即便一千万都去挥霍了，一共七八个亿的资金，挥霍的份额也是比较小的。”杨照东说。

为证明自己确实将钱投入了企业经营，吴英在上诉材料中详细地回忆了所有资金的流向：从11个债权人共借款金额为77339.5万元，还本付息38913万元，其他款项均用于公司的投资、经营与管理。其中，用于本色集团公司下属公司投资的经营款有10多笔，总额达3亿余元。其余的资金去向还有：珠宝2381万元、期货亏损4731万元、房产投资1800万元、公司汽车购买及相关费用2000万元、所有员工10个月工资2000万元，其他小的资金流向还包括公司公益捐赠、房子租金、交税等。

杨照东坚决表示：“从2007年10月份介入这个案子，历时近5年时间，经历过一审二审，翻阅所有的卷宗，至今为止没有听到过这11个债权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认为吴英是在诈骗他。”

他曾经到监狱里看过吴英最大的债权人林卫平，当时吴英向他借债4亿多元，最终没有还上的3.8亿元中有3.2亿元是欠林卫平的。“林卫平跟我讲，吴英就是和他在做生意，生意亏本了还不上钱，他从来不认为吴英是在骗他。”

但如今林卫平回避了这一问题。

“我给她这么多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追问，但吴英始终没有告诉我，直到现在。”林卫平心里显然是不满意的。

姜学礼对这种说法予以了驳斥：“放高利贷的人对借出去的钱跟踪是很牢的，这是一个潜规则。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有这么高的回报呢？他们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看守所里的吴英

1月19日，二审宣判后的第二天，吴永正和他的二女儿及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张雁峰到金华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吴英，想去安慰安慰她，但看守所未同意。

根据张雁峰的转述，“看守所里说，省里有文件规定必须要请示省法院，省法院说，案子已经判了，他们没有权利决定让会见或不会见，得请示最高法院。”

事实上，在二审宣判之前已经不允许会见了。张雁峰与吴英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2011年11月29日。“这次会见还很顺利，2012年1月11日又去会见，因为吴英写出明信片要求会见，但看守所不允许了，称必须要经过省高院批准，我们给省高院的主审法官打电话，他说，得请示领导，他决定不了，终以领导不在等种种原因没有批准。”

吴永正他们很担心吴英的状况，“她能否承受得住？”

吴永正认为，女儿有跟他一样的倔性子。那位参与该案的警察感叹：“吴英这个人，坐牢都不知道悔改的，她坐牢也不肯配合这个事情的处理。老说自己是无罪的，她不能总这样去想啊。”

在看守所里，吴英写了厚厚三叠数万字的《上诉材料》、《检举材料》和《控告信》。

她在《控告信》中写道：“东阳公安局……多次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恐吓我同意签字拍卖财产，并让管教来做思想工作，最终我没有同意拍卖财产。”

不仅为自己，吴英还为她的狱友控告看守所里遭遇的不公平与不人道。她曾喝下工业胶水以自杀来抗议管教私自翻看她的检举材料。

为立功保命，她在《检举材料》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在二审中，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的吴英也认可了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

“我宁愿她和我一样站着死，也决不希望她跪着而求生，没有骨气。”吴永正倔强得近乎极端。他甚至表态：“吴英的生死已经不是最重要，我只要一个理。”

在看守所里，吴英回顾了自己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创业史。

她人生的突然转变发生在2006年。在此之前，她是一个还算本分的小生意人。

2006年4月到10月，吴英一口气注册成立了12家企业，其中的8家以子公司名义组成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坐落在东阳同一条冷清的街道上。吴英的野心是，在这条街上，成立一个以酒店连锁结合商贸的企业，以酒店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她亲自设计的本色概念酒店里，100个房间有100种设计风格，酒店里所需的建材、配饰、家具、家纺都能在她的建材城里买到。在酒店的周围，是规模宏大的网吧、停车场、快餐店、婚庆公司……业务范围互为补充，例如，网吧周围的酒店和快餐店主要是为上网的网民服务的。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吴英将东阳的一条“冷街”装扮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她预期着这条街道的繁华能带动她在这条街上的物业的升值。

与此同时，关于26岁女富豪的神话在东阳乃至全国迅速传开了。她甚至在当年以高达38亿元的总资产位居胡润“女富豪榜”第6位。有说她好像是走私、卖军火的，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的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背后支撑这个迅速崛起的商业体的是暗涌在浙江民间的高额利贷。

在后来法院的判决中，还以此认为吴英是为了给社会公众造成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

那时候，吴英希望以高利贷盘活这些看得见的实体，再向银行抵押，借得贷款后偿还高利贷。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来自银行的贷款。

很快地，吴英吃不消了，资金链接近崩溃的边缘。吴英锒铛入狱，关于女富豪的神话也因此幻灭。

2012年刚过完年，走在吴英当年一手打造的“本色一条街”上，她初创的那些酒店已经易主，但沿袭原来的经营模式，生意依然红火。一个房间一种风格，即使是在过年期间，每晚平均房价都超过400元，而附近地区相同规格的酒店房价已打折至300元左右。

在“本色一条街”最火的时候，东阳的建筑业老板杜伟曾住过吴英的本色概念酒店，“确实火爆，提前预订都不一定能预订上。”

在杜伟看来，吴英的经营思路确实超前，“原来的一条‘冷街’，门店一两千元月租都租不出去，现在的月租已经翻了好几番。”

然而，一位要求匿名的债权人却认为，在后期，商人吴英的心理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试图想树立自己在当地的势力，例如，她高薪聘请的人中，不乏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据他的描述，某一天晚上，吴英在酒吧与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劝她息事宁人算了，但吴英不干，立即给她的下属打电话，召人来将整个酒吧包围了。那一刻，他觉得，他借给她的钱很悬了。

黑势力害了吴英？

但吴永正认为，吴英恰恰是被当地的黑势力所陷害的。

尽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吴永正却始终断言吴英案幕后的始作俑者是楼忠福家族。“楼氏家族中有人是东阳最大的黑势力，一直在收保护费，吴英不同意，仇恨就此结下了。”吴永正说，“现在走到这一步，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因为他们当初的目的并没有想搞到这个地步，仅是想霸占吴英的资产，让她乖乖听话。但吴英太年轻太硬了，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

“那也扯得太远了，跟楼家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上述那位警察觉得吴永正的说法很荒唐。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厦集团”)曾于2011年7月14日发表过声明指责吴永正炮制谣言：楼忠福家族与吴英案无任何牵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事多次联系广厦集团采访，均被拒绝。

吴永正为吴英的失败作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她错在太高调，行事和处事都太高调；第二，年纪太轻，不懂这个社会的规律；第三，用人不当，谁都相信，那些当年吴英的下属纷纷当上老板了，都在用她的经营模式；第四，她最大的错是不应该在东阳创业，东阳的政商环境太复杂了。”

杜伟认同这一总结，“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在东阳创业确实是一个错误。她虽是东阳人，但她没根基，东阳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人才多了去了，企业比她做得大的人大有人在。她一下子那么高调把企业搞那么大，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不服的人多了，难免要得罪一些人。”

吴英真的会死吗？

一定程度上，这为吴英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当二审维持死刑的判决出来，舆论的反对亦前所未有。全国引发了持续的、大规模的讨论，“罪不至死”、“刀下留人”声音不绝于耳。社会精英们主导了这场宽容，包括著名的学者、律师、企业家以及许多的社会名流，以各种方式为吴英求情。

1月25日，大年初三，中国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吁“吴案留人刀下”。

元宵节前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斥责，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

《中国经济周刊》在浙江的采访中，企业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她鸣不平。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凭她自己的实力创办企业，钱不够怎么办？先是向银行贷款，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贷到的。只能四处借钱，钱赚了，或者支付利息，或者买个东西送给人家表示感谢。”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相当普遍。企业要发展，银行的钱又借不到，资金紧张的时候就要向别人高息借来周转一下。“接近90%做企业的人都曾这么干过。”

目前在中国，大批的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因此，循环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并且成就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以及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它不被法律所明确认可，大多数时候被默许存在，然而一旦出现意外，法律便会突然出现。

这是社会宽容的基础。某种程度上，保护吴英便是保护他们自己。

但司法机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明显不同。根据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来自浙江大学的《浙江省民间融资研究报告》显示，在吴英案的案发地浙江省金华市，2008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7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1件，此后在2009年达到巅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34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5件。

一位金华市公安系统的警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目前的金融体制现状下，非法集资肯定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在吴英之前，被判处死刑的不乏其人。例如，2009年浙江丽水的杜益敏案。

浙江省一位高级别官员这样向《中国经济周刊》评价了吴英案以及社会对吴英案的讨论：“我从网上看到了大家对吴英案是非生死的讨论。但这么早就给吴英的生死下定论显得多余了，这个案子没有一年半载还结不了。”从目前的情形看来，他认为，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很大可能会改变浙江省高院的终审判决。我们国家要判一个人死刑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事实上，自2007年始，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中国的死刑判决开始大幅度减少。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但不包括集资诈骗罪。在这次修正案讨论的过程中，集资诈骗罪要不要取消死刑也是焦点问题之一，但最终立法部门没有下决心取消。

“不出意外，下一次要取消死刑的罪名首先就是这个罪。”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断言。

限制和减少死刑，这是中国死刑政策的大方向。在此宏观环境下，法学界大多认为，判吴英死刑并不十分妥当。

那位参与办理该案的警察也心有不忍：判死刑有点可怜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最高院将会非常慎重，或将会为吴英免死——这是流传于司法界的一种看法。“但别忘了，根据近年统计，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改判的比例仅有3%左右。”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提醒说。

从这个角度看，吴英的生死依然未决。

非法集资死刑浙江高发

2009年丽水杜益敏因集资诈骗7亿元被终审判处死刑。

2009年温州高秋荷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

2009年温州郑存芬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

2010年绍兴赵婷芝因非法集资2.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0年台州王菊凤因非法集资4.7亿元被判处死刑。

2010年温州陈少雅因非法集资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0年杭州孙小明因集资诈骗1466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0年丽水吕伟强因集资诈骗2.6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1年丽水银泰房地产集团非法集资55亿元，季文华被判处死刑，季林青、季胜军被判处死缓。

死刑复核程序改判先例

广东局长杀副局长案

2007年1月3日，时任广东省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在行将退居二线之际，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将当时“扶正”声音最盛的副局长陈振华杀死。2009年9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宣雄死刑。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不核准死刑裁定，发回重新审判。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的理由为，宣雄有投案自首行为，依法可从轻处罚。

湖北公司高管杀人纵火案

2006年2月19日，湖北中融达医药公司原董事陈义龙，从仙桃赶至硚口区汉宜路的同居女友谢某家中，谢争吵要与他办结婚证，陈不同意，一气之下将谢某掐死，并在现场纵火后逃离。一审、二审，陈义龙均被判处死刑。200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时，撤销了对陈义龙的死刑判决、裁定，发回重审。（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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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平民律师约翰•库克（一）

          1660年10月16日，清教徒律师约翰·库克被执行死刑，鉴于他的平民出身，行刑的过程惨不忍睹。刽子手先是将绞索套在他的颈项上，令其跳下绞架，看着他挣扎一会儿后，刽子手砍断了绞索，并迅速割断他的阴茎；紧接着，一把灼热的螺旋椎插入肛门，飞快地扯出内脏。当焚烧内脏的恶臭开始弥漫时，刽子手砍下了他的头颅，并单手持斧将因热血喷出而痉挛振颤的躯体纵横剁成四块。最后，刽子手将砍下的头颅高高举起，冲着人群大叫，“看哪，叛国者的人头”。行刑结束后，约翰·库克的头颅被挂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入口处，那些依然能够在这个大厅安全进出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1649年，就是在这个大厅里，时任副总检察长的约翰·库克受议会委托，指控查理·斯图亚特是一名暴君、叛国者、杀人犯，是共和国全体人民共同的敌人，并请求法庭对其做出正义的裁决。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国王的审判，复辟的查理二世回到伦敦后，对所有参与其中的共和分子展开了疯狂地报复。查理说，“他们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血腥残忍的叛国罪，审讯并处决了我的父王，罪恶深重”。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律师，库克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贿赂新的当权者，而多年来奋力推动的司法改革也让他得罪了很多同行，如今，这些人都拒绝对他伸出援手。人心的势利在王权的淫威下显露无遗，但死神的临近并没能让库克放弃理想，与那些左右摇摆的伪君子不同，库克始终坚信，“我所投身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历来如此，这是一项为争取我们作为人类与基督徒所应享有的自由的神圣、正义的事业”；“我们不是叛徒，不是凶手，也不是头脑发热的狂徒，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与优秀的共和国卫士，我们信奉议会与军队倡议并致力于实现的‘圣洁、真理、公正与仁慈’。我们反对特权，追求普适的权利，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

1608年9月18日，约翰·库克受洗，其父母都是笃信加尔文宗的清教徒，受他们影响，库克从小就认真地学习《圣经》，并相信没被上帝选中的人即使再强大，也会成为弃民并遭到永罚，而众多针对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非议和有关宫廷堕落的报道更是坚定了他作为上帝选民的信念。14岁那年，因为一个富有的清教徒的捐赠，库克得以进入牛津大学，并于1631年获准成为实习律师。在律师公会的学习中，库克逐渐认识到，所谓君权神授其实是上帝管理国王的方式，“国王由上帝监督管理，国王如果背叛自己的国家，就是对上帝的背叛，作为惩罚，上帝将会把他们送到敌人手中”。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还相信国王永远正确，而所有的法律都源自国王，因此，国王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但在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善于独立思考的“激进分子”眼中，王室享有的豁免权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日渐强大的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又使得这种质疑迅速地发生膨胀。

1637年，国王查理一世为了支付王室的巨额开销，提出征收船舶税。就像很多专制政权下的御用学者一样，统治者一旦透露出他们的奇思妙想，那些所谓的专家、大师们就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言之凿凿、唾沫横飞地去论证主子所行所想的无比正确，却全然不顾一个知识分子理应秉持的正义和良知。针对船舶税这个问题，立马有法官论证说，古时每个沿海的郡都要为皇家海军提供一条船或交纳相当的费用，于是此“义务”也可以扩展到全国，而且这项收费根本就不是赋税，国王可以随时征收。对于这种须溜拍马的言论，有人指出，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是国王的权利不假，但那也是由议会授权的，根据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的原则，只有议会才有资格决定为了战争是否需要增加和如何增加税收。而此时尚在欧洲游学的库克也对此分析道，“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式只会越发严峻”。请注意，库克当时思考的正是我们现在广为人知又广受痛恨的“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问题，而那是在将近四百年前，还没有多少人敢于挑战君主的权威。围绕船舶税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由枢密院操纵的王座法院作出判决，“法律并不是束缚国王的政策，君主即法律是常识也是真理，……国王是不会犯错的”。——曙光已现，文明的到来还需要时间。

也不知道国王查理一世是为了向英国人证明自己的不可一世，还是基于维护英国国教的“正统”信仰，反正在1638年，查理掀起了对苏格兰的战争，而理由仅仅是为了统一基督徒的祈祷方式。1640年9月，查理将爱尔兰的代总督温特沃思召回伦敦，并册封其为斯特拉福德伯爵，同时为了得到资金的支持，宣布重开被他关闭了11年的议会。面对提拔自己的国王，斯特拉福德伯爵“豪情万丈”，他说他在爱尔兰有一支部队，随时“可由您来调配以削弱这个王国的气焰”。当然，也正是这句话，在战争结束后，断送了伯爵的性命。

与苏格兰的战争以国王颜面尽失宣告结束，怒气冲天的贵族们要求对因战争而导致的悲剧的“始作俑者和煽风点火者”进行审判和适当的惩罚，于是，战后组建的新议会讨论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判决的结果毫不出人意料，因为民众都认为那位“使国王误入歧途”的伯爵该死，但在审判过程中，却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伯爵辩护，而这个大胆的人，这个竟敢和“舆论”唱反调的家伙，居然是入行不久、资历尚浅的约翰·库克。

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极少数这样的人，他们只关心某些高度抽象的理念或原则，并致力于思考和建立合乎“人道”的可操作的游戏规则，让自由和平等落到实处，至于引起争论的当事人的真实“嘴脸”，以及个人的喜好、厌恶等人类通常的情感，反倒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不会影响他们对事实的判断。塞尔维特的狂妄并没有影响卡斯特里奥挑战加尔文，而雷德福斯的庸俗可笑也没有妨碍萨特为其放声呐喊，在这凡人堆里，他们就像一个蒙上帝召唤的使徒，为信仰耗尽一生，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都统统地置之度外。他们为信念而生，也为信念而死，毫无疑问，初出茅庐的约翰·库克就是这样一个人。

正当整个英国都在指责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时候，库克却对“叛国罪”的指控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所谓“叛国罪”要么是对国王有敌意，要么是有可以证实的破坏国家的企图或行为，但伯爵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国王的授意，而他的行为也表明了他是绝对忠于国王的，可是，伯爵却因为忠于国王被判有罪。在此，我们不妨顺着库克的思路做一个逻辑推演——第一，国王永远正确；第二，人民应该忠于国王；第三，忠于国王的行为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推理没有问题，前提又正确，那么结论也应当正确，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忠于国王的行为有罪，因此，所谓“国王永远正确”的前提是错误的，如此一来，伯爵的错误就应当归咎于国王。而如果继续强调国王不会犯错的原则，那么，斯特拉福德伯爵的行为就不构成“叛国罪”，也就是说，检察官对伯爵的指控不成立，而法庭应当宣判伯爵无罪。

在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下，库克为伯爵辩护的声音是如此微弱，而当时的法律界人士也没有“舆论不应干预司法”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生活在17世纪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君主的权威可以被质疑、甚至可以被挑战，而库克为伯爵辩护的结果，就是在伯爵被处死后，他自己也被列为“斯特拉福德分子”，甚至被指控为“国家的敌人”。随后的那几年，没有多少人乐意委托他处理案件，为了生活，他只好去当教师，靠教授法律知识维持生计。

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死宣告了民主的力量开始崭露头角，而查理一世对死刑判决的核准也意味着国王的意志不得不屈从于舆论。根据《大宪章》和普通法的精神，议会开始要求司法独立，并建议成立君主立宪政体，权力由国王和议会共同分享，议会负责所有官员的任免，并控制军队和教会，与此同时，查理强行征收的船舶税也被裁定为非法。但遗憾的是，国王对议会的请求全盘否定，并于1642年8月22日正式对议会宣战。在后来的五年时间里，从厄奇比到马斯顿荒原，再到纳斯比——整个英国十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失去了生命，按人口比例计算，其损失远远超过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网络）

           “最有文采”的忏悔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平民律师约翰•库克（二）

    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律师数目急剧增长，而诉讼费用却因为律师公会的垄断始终徘徊在高位。负责审理案件的法院被很多不懂法律的法官把持着，并通过充当中间人的律师收受或索要诉讼当事人的贿赂，所谓“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不合理现象相当普遍。“法律就像迷宫，进来容易出去难”，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民事诉讼的判决都被那些无耻的法官以种种理由严重推迟。司法、行政方面的职位以及高级律师的头衔被公开兜售，以至于艾尔默在《国王的仆人》一书中，直指斯图亚特王朝的管理是“通过继承、被委托或购买来实现的”。更可气的是，当时英国的法律文件都用普通民众看不懂的诺曼法语书写，请律师写诉状，竟然每一行要收费一英镑，而当时普通平民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十英镑。正是有感于这种腐败透顶的现状，库克发表了《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护》一书，极力敦促议会落实《大宪章》的承诺，推动司法改革，以确保民众“能够付得起诉讼费用以追求社会的公正”，因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而法庭应当配备名副其实的有学问懂法律的法官，并废止使用法语和拉丁语撰写法律文件的“传统习俗”，让所有人都能看懂法庭的判决。针对律师群体的日益庞大，库克承认这是国家繁荣的象征，但律师也应当像其他任何职业一样，通过一部有关职业过失的法律，为他们的行为订立规范和标准。像很多与法官有着极为密切且不为人道的私人关系，以至于受法庭“钟爱的律师”的存在，就只会破坏法律所标榜的理性和公正，并进而摧毁法律本身。

    1638年，一个天生的鼓动家——“生而自由的约翰”——约翰·李尔本，因被控偷运煽动暴乱的书籍而受审，但法庭最终却因为被告拒绝答辩而对其处以刑罚。1646年，随着内战的结束，李尔本提出上诉，并委托库克为其辩护。针对此案，库克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对任何人来说，自己做自己的原告与自然法则和国家的法律相违背”，后来，这一反对自证其罪的规则被称为“沉默权”，也正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米兰达警告”的法律基础。与对嫌疑人进行严格审问的制度相比，“有权保持沉默”的观点保护了众多无辜的人，以避免他们在被捕或受刑的情况下说出不利于自己的口供。当然，即使在今天，在某些国家，“米兰达警告”的作用依然微乎其微，权利如果不被认可，就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而对于那些专制统治者来说，肆意践踏他人权利的行为，不啻为他们理应享有的权利。于是，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被自杀”的闹剧，各种各样的方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可实际的技术含量却又让人大跌眼镜，面对质疑，难免理屈词穷，亟待东窗事发，惟有抱头鼠窜。

     1648年2月，为应对内战造成的混乱局面，库克发表《穷人的处境》一文，要求议会通过一项“天使法令”，降低谷物价格，发给正当经营的酒馆经营许可证，改造酒鬼，惩罚奸商，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的是，正是在这篇反映民众诉求的吁告中，库克以前所未有的高瞻远瞩，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有效的国家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随后独自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法律援助中心。针对1647年的饥荒，库克揭示了因为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导致穷人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的无奈事实，并进而提出，量刑时一定要考虑犯罪动机，“是因为需要而偷还是因为要挥霍而偷”，如果罔顾被告的生存状态，不加区别的施以重罚，就无法体现法律代表的正义，而正义却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不可缺乏。

    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英格兰共和国”的议会通过了由库克倡导的两项重大的司法改革。其一，允许债务人根据其实际的财务状况通过人身保护令获得释放，这一法案，大大减少了那个时代最普遍的不公现象——因被控欠债而入狱的发生，而很多穷人都深受其苦。第二，根据库克在《辩护》一书中的提议，共和国所有的法律文件都用英语表达，从而正式摒弃了过去一直使用的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看懂的法语和拉丁语。1649年底，库克听从克伦威尔的召唤，前往爱尔兰，他希望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快速而稳定的司法系统”，等到他的改革思想被实践证明之后，再回来影响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的英格兰。

    库克在爱尔兰的工作令克伦威尔倍感欣慰，按照他制定的程序，由他“坐镇”的法庭平均每天裁定七个案件，以至于一周处理的案子，要比威斯敏斯特大厅一年处理的还多。与此同时，他高举司法独立的旗帜，强烈反对行政官员干涉司法，并拒绝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虽然有良知，却毫无知识”的人士占据法官的位置，因为他们连引用哪条法律都不知道，又何谈公正的断案呢？在《君主制非为上帝所设》一书中，库克阐述了一个合格的法官所应必备的品质，那就是耐心、审慎、公正以及仁爱，这样的标准，即使放在今天，依然适用于任何文明的国度，而凡属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都不是一个好的法官。针对旧式法庭冗长的程序和人浮于事，库克指出，形式超越实质是法律的不完善，只有一个花费少且高效率的司法体系，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的自由和财产。法律的操作是“不能随意变更的公正，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正当的权利”，严格地遵守程序正义，并在必要的时候，站在受害人一方伸张正义，就是一个好的法官理应秉持的立场。当大多数人都认为打不起官司，从而不求诸法律的时候，人们的生活便失去了保障，而日益加深的恐惧最终会将社会导向混乱，乃至战争。

    当然，就像很多国家很多时代制定并推行的改革措施一样，只要影响到某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一定会受到他们的阻挠，并进而对厉行改革的人展开人身攻击。在保守势力依然猖獗的英国，库克为改革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谁让他影响别人赚钱呢？1655年，库克在爱尔兰的法院被关闭，重新设立的上座法院不过是旧制度下王座法院的翻版，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库克自然无法接受一个与其信仰和追求相悖的职位。此时的他已近天命之年，眼看着自己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孤立无援，不禁萌生了退休的念头。不久，他的妻子和父亲相继去世，而一直尽力支持他的“护国公”克伦威尔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随着克伦威尔奔向天国，由他建立的护国体制也渐渐地拉上帷幕。在保皇分子的操纵下，“腐朽君主制的遗老遗少和走狗们”重新骗取了民众的信任，并迎回流亡欧陆的查理二世，由此，斯图亚特王朝宣告复辟。

    1660年6月6日，回到伦敦仅一周的查理二世公布了所谓的“弑君者”的名单，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约翰·库克。根据国王不会犯错且永远正确的原则，所有的“弑君者”都被判有罪，并处以极刑。至于庭审的过程，实在没能体现出什么必要的程序正义。控告、谩骂加草率的判决，就宣告了所有“弑君者”的命运。英国王室治下的法庭，其工作效率如此之高，可说是前所未有。但作为一个资深律师，库克还是运用其掌握的法律知识为自己进行了无罪辩护，针对法庭的指控，他坚持认为，一名律师并不对其起诉之犯人的命运负责，因为他没有权力，而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职责的要求而已。如果给予适当的报酬，律师的职责就是接手案件为委托人辩护，哪怕违反自己的意愿，也要全力以赴。因此，作为当时指控查理·斯图亚特的检察官，他只是完成议会交付的工作，至于被告——国王的命运，那取决于法庭的判决。请注意，这正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计程车规则”——只要顾客付钱，司机不得拒载。指控当事人或者为委托人辩护，对一个律师而言，这不过是职业道德的要求而已，至于最终的判决结果，那不是律师所能左右的，因此，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库克为国王的死承担责任呢？——当然，他必须承担，也必须得死，因为国王永远正确。

                                      小村

请赐我们以双翼

让我们满怀赤诚

返回故园

    ——荷尔德林

小小的村落

几株桃树和杏树

花开的时候

远方的阿妹在那住过

一溪轻水

绕村而过

那是梦的小村

长辫与花衣的小村

雨水中明亮而静默的小村

小村啊村

唱歌的小村

跳舞的小村

流动的小村

我的梦遗留在小小的村落

村落里小小的怀抱里

知道了鸟飞的快乐，鱼群的自在

知道了发芽的力量，生长的速度

知道了花开的秘密和梦的味道

我也知道果子的清香与酸涩

日子的忧伤与沉重……

小村啊、小村

甜蜜忧伤

幸福而惆怅的小村

那里光芒万丈

晴空万里

幸福无疆

小村啊、小村

阿妹的小村

水碧天蓝

满眼嫩绿的小村

正在消逝

难以寻觅的小村

        29岁女星白静被刺身亡追踪

　　而事发地位于望京的房子，是周成海买给白静母亲的房子。在事发当天，周成海将白静杀害后，还打电话给他自己的哥哥，在电话中讲述了自己杀人的事实，随即自杀。当时是他的哥哥打电话报警的。

　　据知情人爆料，周白两人当初结婚时就曾遭到周成海的母亲强烈反对，但周成海非要娶白静。爆料还称，白静疑伙同乔某总共骗了周成海2000万元，并且白静还在申请离婚时，向法庭举证说周成海嫖娼，以达到逼周离婚的目的。这件事导致身体欠佳的周母被活活气死了。

　　29岁女星白静被刺身亡追踪

　　2日下午5点41分，最先爆出女演员白静遇刺身亡的巨春雷再次更新自己的微博，他以周成海哥哥好友和发言人的身份表示，这桩惨案对周、白两家造成毁灭性打击，周家目前暂时不想接受媒体访问。巨春雷稍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乔某”已经从看守所里放出来了，但周家人还要继续起诉他。

　　另外，巨春雷还透露，周成海哥哥认为两家人都是受害者，如果白家同意，希望这对夫妻能合葬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弟弟生前非常爱白静，合葬在一起也是告慰弟弟在天之灵的很好方式。”

　　白静追悼会时间未定

　　巨春雷在微博里称，“昨夜跟周大哥(周成海哥哥)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作为逝者的家属，他悲痛万分，整日以泪洗面，他不知道接下来将会面对什么。他不敢看媒体的报道，更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巨春雷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这几天他都在帮周家人张罗周成海的后事，昨天还和周成海的前妻通了电话，希望她和周大哥能回应媒体采访，给公众一个交代，但对方都婉拒了。

　　巨春雷说：“现在周家人还没确定追悼会的时间。”不过他引用了周大哥的原话：“我不想外界对这件事还有什么猜测或指责，更不想让白静家人承受这样的舆论压力，毕竟现在白静还是我们周家的媳妇，如果白家愿意，我希望他们合葬，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弟弟希望的，他是那么的爱着白静，爱得那么执着，爱得那么辛苦，白静是他用生命爱着的女人……”  

　　争

　　“乔某”将面临起诉

　　周成海的哥哥昨日还通过巨春雷的微博向大家表示，“对于将要面对的官司和某人，我相信司法会给以公正的裁决。”巨春雷随后向华西都市报记者解释，这个官司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周家人起诉乔某骗取周成海960万，他也是导致这起血案的“罪魁祸首”；此外，白静家的大哥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也特别善良，他一再跟我说，“这件事情对两家人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巨春雷还透露，乔某已经从看守所放出来了，所以现在周家人必须要找乔某讨个说法。对于周成海巨额遗产的分配，巨春雷说，周成海从事股票债券业务，虽然不像网络传言有十几亿身家，但家底也算殷实，他和前妻的儿子将是遗产的主要继承人。

　　巨春雷还称，自己这几天连发几篇博文爆料周、白两人恩怨内幕，其实也是受周成海家人委托，通过陈述事实，希望还原逝者的内心世界，让生者有一丝触动，感知，反思。白静发表的最后一篇微博永远凝固在2月8日这天，截至昨晚7点半，一共有23854名粉丝和网友自发前往哀悼，大家都希望她一路走好。

　　率先爆出白静被其丈夫刺杀身亡的消息之后，巨春雷一直通过微博爆出不少相关消息。2月29日，巨春雷发表微博，称要“还逝者一个真相，给事实一个公道”，随微博还贴出文字截图，介绍白静与“小三”的认识经过和骗钱手段。

　　截图内容称，这名“小三”化名乔宇，冒充官二代专钓“富婆”。三年前，白静的老公周成海在健身房结识了乔宇，两人关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称。毫无戒心的周成海将乔宇介绍给老婆白静，怎知不久后，白静就投入乔宇的怀抱，并伙同乔宇以项目合作为名，骗取周成海960万人民币和奥迪A8一辆。时间长了，周成海见合作项目无果，就找乔宇想把钱要回来，但是乔宇拒绝归还，于是周成海报警，警方抓获乔宇时发现白静与其在一起，至此，周成海才知道白静与乔宇有染。

　　该微博一出，立即被转发过万次。不过巨春雷称，自己并不认识白静，白静也并不是其公司旗下的艺人，其爆料的内容来自事件的一位当事人。虽然截至记者发稿时该微博仍在，但随微博贴出的爆料文字截图已被删除。

　　根据北京警方透露的消息，2月28日中午12时许，女星白静在位于北京望京的家中被丈夫所杀。事发时，白静还有家人在现场。周白双方因为家庭纠纷越吵越凶，周成海于是拿起刀将白静扎伤，虽然白静家人拼命阻拦，但是未能制止。刺杀白静后，周成海自杀身亡。

　　不过警方并未说明此位白静家人究竟是谁，早前因为有网友爆料称，凶案住宅系周成海买给白母的物业，小区保安也证实一直住在那里的是一位老妇人，所以很多网友猜测这位家人就是白静的妈妈。但该说法已被警方否定，称白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

　　白静中央戏剧学院2002级表演本科的同学黄雪莹在微博上表示，要成立治丧委员会，发动同学们一起照顾白静的妈妈：“中戏‘02表’的同学们，现在我们要为白白(白静)成立治丧委员会，帮助阿姨料理白白的后事。”

　　随后，赵冉、刘冬、赵蕾、韩文亮、沈佳妮等多位白静同学转发了此微博。同时白静多位同学表示，人都死了，争论对错已无意义，盼外界还死者一份宁静。 （综合）

   雷锋初恋传闻当事人:我和雷锋只是姐弟

王佩玲

　　周爱林告诉记者，今年74岁的王佩玲老人从湖南一家日用化工厂退休多年，丈夫现已去世，如今大部分时间在家养狗、看电视，由于听力几乎丧失，平时只能通过写字与人交流。

　　在周爱林的帮助下，王佩玲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对于多年来有人称她是“雷锋的初恋女友”的传闻，王佩玲予以否认，她强调说“我们不是恋人，只是姐弟关系”。

　　王佩玲称雷锋很伟大，在她心目中，雷锋是个朴素诚实的人，雷锋精神最可贵的地方是助人为乐。每年雷锋生日或是纪念日、忌日时，王佩玲一定要去附近的雷锋纪念馆看看，老人表示“今年也不例外”。

　　雷锋纪念馆老馆长雷孟宣：

　　两人感情深厚

　　但雷锋从未承认恋爱

　　4日，记者通过湖南雷锋纪念馆找到了对雷锋有深入研究的前馆长雷孟宣。雷孟宣认为，雷锋和王佩玲是当时部分群众眼中的一对"恋人"，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今年80岁的雷孟宣是雷锋的堂兄，和雷锋从小一起长大，雷锋逝世后，任小学老师的雷孟宣按组织安排，担任雷锋纪念馆馆长30多年。

　　雷孟宣向记者讲述了雷锋与王佩玲的故事。1958年春，雷锋在团山湖农场学开拖拉机，结识了年长3岁的王佩玲。两人因书结缘，时常交流读书心得，渐渐成为好友。

　　另一件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是1958年王佩玲化名"黄丽"赠送给雷锋的一个烫金塑套笔记本，前面赠言写道"亲如同胞的弟小雷：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前途，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

　　雷孟宣称，其实雷锋和王佩玲的恋爱关系在那个年代曾遭遇到猜疑，但没有得到雷锋承认。时任团支部书记的李国华曾找雷锋谈话，问他爱王佩玲同志吗？雷锋只是回答："我怎么不爱她呢？我爱全中国人民！"

　　"雷锋生前说没和任何人谈恋爱，因此他与王佩玲之间的关系很难用恋人来定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雷锋影响了王佩玲一生。"雷孟宣说，1958年，雷锋离开湖南去鞍钢工作后，由于工作调动、农场撤销等原因，王佩玲与雷锋失去了联系。当她从媒体上得知雷锋去世的消息后，十分痛苦，曾决定"守孝三年"。1965年，27岁的王佩玲和同在日化厂工作的工人丰振泉结婚。

　　雷孟宣老人说，丰振泉生前曾讲述，王佩玲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常拿出她和雷锋合影的照片看。上世纪90年代末，辽宁一位女作家为创作雷锋故事收集素材，找到王佩玲，谈及和雷锋过往，王佩玲禁不住泪流满面。

　　老人介绍，除了王佩玲，雷锋生前还有几位女性朋友，比如大雷锋3岁的冯健，是建国初期的湖南省劳动模范，两次进京见到毛主席，雷锋对此十分羡慕，叫她健姐，但两人只有纯洁的友谊，也没谈过恋爱。（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