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岗从进京到发难到死亡 

　　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只是由于毛泽东经过权衡，最终将高岗及其重要参与者饶漱石端了出来。但何以这时发生高岗事件，其真实情况究属如何？

　　高岗进京—高岗事件始末之一

　　由陕北到东北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同年11月，陕甘边红26军正式成立红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红42师随后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久，谢子长因病逝世。9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26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中央处理”。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28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创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7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当时，中共中央设有４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由此，在中共七大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3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与林彪一样，都自命为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1948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高岗于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当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徐铸成1949年9月30日日记记载：下午，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并选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北方人，乃加推高岗） 。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回国时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就留在了东北。由于这些条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这里还有一段彭德怀要把勋章“让给”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从这份简要的履历，不难看出建国初年的高岗，可谓是踌躇满志。

　　就任国家计委主席

　　从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美谈。

　　把各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是因为从1953年起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因此，主管党的工作的刘少奇于6月20日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说明：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

　　当时，刘少奇一方面让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起草具体意见，同时致电邓小平，嘱他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7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邓小平于当月带着全家离开四川进京，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的任命。这表明中央将中央局书记调来中央工作之迫切。

　　7月17日，杨尚昆、安子文将草拟好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送给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后，于18日将意见呈报毛泽东、周思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并致信说明。8月4日，毛泽东将少奇呈报的意见批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并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人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8月7日，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9月26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同月，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1月15日，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4月，饶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能干狭隘跋扈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高都有这样的看法，此人能干，有实际工作经验；但为人狭隘、跋扈，好吹嘘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报服性强。

　　高岗不满刘少奇，始于建国前夕。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对少奇同志的怀恨和反对由来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 后不久，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不仅不去思考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反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1949年5月20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经过一番思索，认为有必要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东北局作出指示。他于5月31日 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 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

　　6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8月25日由莫斯科回到沈阳，28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再次婉转地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党中央要负责，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负责任，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干部中说明白。

　　高岗在中央来电后，未作公开反应；对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作如此委婉和诚恳的说服教育，也不加表态。其内心对刘是很不满意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给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和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答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高岗看后，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当年2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映。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为教育党内高级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当时正在北京，闻讯后，立即电召沈阳的秘书班子来京为他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中央的决议（草案）下达以前，于10月14日上送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高岗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意图无非是表明：他是紧跟毛泽东的，也是他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的表示。

　　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的心机确实没有白费。

　　新税制引起风波

　　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 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的《通告》公布以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 由于调整税制的各项施行细则未及时公布，商人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同时下达，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加上调整价格时间仓促，各地接到指示时间不一，有的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价，致使市场短时期发生混乱。其中波动较大的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也较混乱。虽然到1月7日，整个局面就稳定了下来，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满情绪。

　　修正了的税制，由于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又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人民日报》社论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话，在国营工厂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响。

　　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点稳不住阵脚，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对此迅速作出反映。1月15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这块石头打下来引起的波澜，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后作了如下描述：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则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高岗之死—高岗事件始末之三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已有所觉察，他曾明确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曾正式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不能把华北几个同志（注：指薄一波等）说成宗派。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又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陈云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在会里会外违反组织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出于善意，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少奇同志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所谈的缺点、错误属个别性质；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却傲慢地一声不吭。表明他的本意并不在这些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后来，有的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作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这次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

　　“天机”泄露

　　高岗以为刘少奇找他谈话并向他作自我批评，是他的一个“胜利”。在南下活动回到北京后，他以为推倒刘少奇更有把握了。因此，又利用彭德怀向他联系工作之机，妄图拉彭德怀反对刘少奇。彭德怀后来揭发说，中央准备在1953年12月里召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中央讨论为会议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为此，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岗，高却指着桌子上摆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等记录稿，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又向彭提起刘少奇。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高称：“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德怀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因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岗的不良居心，也就没有再作争论。

　　接着，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俩的支持。

　　陈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岗在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刘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做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意见理所当然地被否决。

　　这时，许多听过高岗散布流言蜚语的同志也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时，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毛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地点了高岗的问题。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后来说，他对高、饶问题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 所以，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

　　关于高岗问题的性质，毛泽东继“两个司令部”一说之后，还曾说过，高岗是反他的。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泽东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的提议

　　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诀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借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当天，刘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向他报告中央的工作情况。电文说：“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 。 毛泽东接到刘少奇派人送来的增强党的团结决定草案后，在他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在杭州的胡乔木1991年8月28日在一次谈话中说：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高岗乱了方寸

　　就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周恩来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毛主席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刘少奇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高岗写好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心底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泽东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刘少奇，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高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泽东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弯。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四中全会的方针

　　最初建议中央作一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的时候，毛泽东并未提出召开中央全会的事。所以，刘少奇主持中央起草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经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就等着毛泽东最后审定，然后就可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了。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１月８日晨３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以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刘少奇于15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1月22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在1月7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交待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认真准备。1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作了报告，内称：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鉴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待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3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于1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1月27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1月29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２月６日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经过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是考虑到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他强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回头是岸，立地成佛。

　　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更是开门见山，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2月10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需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邓小平指出：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 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刘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揭发高、饶的座谈会

　　就在毛泽东于1月22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25日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不愿向党交心，企图表面应付过关。这样，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6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

　　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2月28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其中：“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3月1日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3月26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了一个月，于4月25日结束。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林枫、罗瑞卿等在会上作了发言。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会议于4月24日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中央于5月4日将这个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高岗在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1953年7月，高岗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深知人民公敌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结论的严重性。最终于1954年8月17日，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中共中央对高、饶的结论

　　对高、饶问题的最后结论，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360）

                                  市委书记嫖娼过百 竟无人知道？ 

　　

　　说起来真是奇事，一个年过60的市委书记，竟然在宾馆同时和两个卖淫女行床事，使人不得不佩服这位书记的精神头，有关医学部门真该解剖一下他的性功能为何如此旺盛，也好使无数ED患者得以康复。

　　奇事往往出在奇人身上，还是这位书记，据说仅在这家酒店就和这里的上百位卖淫女有染，在其它地方、其它酒店就不得而知，想必数量也不会少。

　　创造奇迹者真的不容小觑，非有奇特的功能怎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就是这位书记，仅在副省级的岗位一气就坐了17年，而且连坐连任，直至嫖娼被抓的前三个月才从副省级领导的岗位上卸任。这个奇人就是原长春市委书记、前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米凤君。

　　一个副省级领导，一个堂堂的长春市委书记，经常在长春市的酒店嫖娼，而且始终没有被人发现，这如果不是天方夜谭，就是这个人真的会隐身术或飞檐走壁的本事，其它我看都解释不通。但就是这个米凤岗，就是这个市委书记，却直到中纪委专案组亲自“捉奸”才被抓，这已经不是什么奇闻而真正成了官场之奇迹了。

　　这个奇迹是如何创造的？我们不得不问。

　　难道米凤岗真的非凡人，有隐身法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他的性欲之强我们就可以诊断出他绝非神仙所为，还是凡人一个；至于隐身术，那更不可能有，如果有怎么就能在中纪委专案组人员面前显形？那么他又怎么能在长春市的领导岗位上如此腐败还17年不倒，我看绝非路人不知，而是我们的有关方面不为。也就是说米凤岗的保护伞避风雨的牢度强，遮盖面广，即使有点风雨也有人帮助遮挡。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就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其中一条就是米凤君为了保住官职不丢和违法不被查处，不停地向中央和省里领导行贿。很显然，米凤岗的不倒之秘诀一条重要的法宝就是有上级领导给遮风挡雨，充当保护伞。但仅有这一条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得罪了下属，照样难以隐蔽这么久。那么第二条？我看就是他很会笼络下级，多给身边的人甜果子吃，别说揭发他，就是为他站岗放哨还唯恐不及。但有这第二条还是满足不了17年不暴露的必要条件，比如同级官员完全可以揭发他，这就需要第三条。这第三条很重要，如果这第三条不硬不狠，他照样逃不掉，这就是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威慑同僚。这样即使别人看见他嫖娼也不敢吭气言声。有了这三条就有了米凤岗隐身的法宝，至于其它的隐身之术我还真想不出。

　　一条是给上级行贿，一条是威慑同级，一条是“体恤”下属。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笼络到了，当然就“万无一失”了。这三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可怕。它不但败坏了党风党纪，还败坏了民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从长春市一个酒店就有上百名卖淫女即可看出，这里的社会风气是多么之遭！（360）

一边是雨后春笋般的楼群

一边是拥堵的车流

一边是黑压压的人群

我独自从大街的缝隙走过

渺小而恐惧的走过-----

日子越来越远，越来越短……

我在尽头，会看到你灿烂的面容——

柏拉图独一无二永远年轻的面容

月亮宝石，玫瑰芬芳般不朽的面容

还有，那个穿长衫的佛罗伦萨人

——但丁

落日般辉煌，落日般心痛的面容……

这就是你——

词语、音乐、梦境和神圣的俾德丽采

相依为命，紧紧拥抱的面容呵

穿越河流，穿越所有的坟墓

夜夜再生，夜夜归来            

                                《红楼梦》是怎样骂人的

《红楼梦》第一回曾声明其非“伤时骂世”之作，当然隔壁阿二都知道这是“此地无银”。不过，真见到这“银子”的，其实寥寥，近世更乏其人了。现今有些学问家发掘“淫字”最有一套，谈到银子更其两眼发光，书中的真“银子”却未必识得。红楼的“银子”历经岁月泥土侵蚀，早已锈迹斑驳，如今愈发埋得深，正所谓“红学愈昌，红楼愈隐”。要把《红楼梦》中的“银子”发掘出来，是急不得的，所谓欲速则不达，上策乃是从微入宏，循序渐进，对“此地之银”不一整块地拿出来，而是一点点地剥光锈迹，拿最浅显处给人鉴赏，然后再大家一起慢慢把整块“银子”抬出来，才是正道。倘若性急失措，学术不成，岂不枉费一番笔墨，又误了老曹之尊尊教诲？那么从何剥起呢？想到世人最喜骂人，红楼骂人最甚，于是便作出这篇拙文。

《红楼梦》恨意通篇，刀凿斧刻，睚眦尽裂，不仅伤时，而且骂世，骂得极其恶毒，极其悲愤，只是骂得够巧，骂得够妙，藏得也够深，以至于有些人被狗血淋头还拍手叫好，称功颂德，足见作者文字之高明，骂功之深厚。也正因此，《红楼梦》得以传世，否则随便都能读出来，岂不早已殁于满清文网之下！


红楼文字精巧细腻，即便骂人也骂得曲折迂回，别致新颖，非一般粗鄙文人能做到。《红楼梦》骂人，有笑骂，有怒骂，有正面骂，有背面骂，如今就以其藏得深浅分成四类：全明骂、半明骂、半暗骂、全暗骂，并在最浅显处拣出三两故事，翻译解释，供大家赏玩。至于更多更深的骂及至骂中所涉更深意味，放在日后的《红楼梦》解读工作中予以逐步详明未为晚也，因其牵扯《红楼梦》解读方法乃至学术立场、观点之类，一句半句说不清楚，在此反而不如就骂论骂，大家图个热闹痛快。

其一，全明骂。贾政骂宝玉“无知的业障!无知的蠢物!你这畜生!作孽的畜生!” 贾母骂宝玉“孽障!” 王夫人骂宝玉“扯你娘的臊!放屁!”还有文中常见的什么“小妇养的”“老货”“蠢才”“猴儿崽子”之类，都可算是全明骂。 全明骂虽然花样百出，其实没什么深意，也没什么可讨论的。我看其他小说，《三国》《水浒》《西游》等等也经常骂人，骂得也很精彩得体。

其二，半明骂。这个就有点意思了，虽然也是明骂，但很多人都能读出一些指桑骂槐的味道。事实上，指桑骂槐倒在其次，最有意思的是这种骂必须通过索隐，找到隐去的真事，才能知道他骂谁，骂的是什么。如果光看正面故事，依着他的骂去推想，必会想出好多淫艳故事来——但却是个歧途，弄不好读者自己还会被作者臭骂一顿。

典型的半明骂是焦大之骂：先骂大总管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像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 “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 “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此骂精彩绝伦！引得后人颇多遐想，颇多猜测，颇多讨论。好多人从“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出发，浮想联翩什么帐帷之中贾珍秦可卿翻云覆雨，还捕风捉影什么“更衣”“遗簪”情节，坚决要把贾珍秦可卿通奸等事落在实处。不过那些学问家们真的想歪了，猜错了，搞出来的东西实在是自误误人，教坏多少良家子弟！

事实上，这段骂是必须要索隐出“真事”后才能明白的。在中国士人传统意识中，家国天下，家国一体。在理解作者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红楼梦》，就会能够较清晰看到，荣国府（戎国府），金（清）也；宁国府（明国府）。荣国府王熙凤带大堆人来宁国府串门，就是象征清军大队人马入侵，在宁国府吃喝玩乐、打“骨”牌，就是掠夺、杀人，发动战争。派焦大去送王熙凤等人，就是象征明边关将领退敌。至于那些骂，就是忠臣将领对奸臣贼子的怨言了。奸臣们为了封住骂声，派奴才拿马粪驴屎塞嘴，象征奸臣罗织罪名，制造舆论，堵塞怨言。采用象征手法实现真事之隐去，是《红楼梦》基本也是最突出的艺术手法。以家事写国事，寓国事于家事，以家庭琐碎、吃喝玩乐隐喻国事变迁，便是这种手法的具体运用。

——在一些坚决不肯承认红楼梦隐去真事，或无法理解《红楼梦》是怎样隐去真事的人来说，这种认识就是胡说八道。但转过弯来的，理解了原著者的艺术手法和真事隐去的苦衷，就觉得原著写的真是精妙啊，《红楼梦》作者真是高明啊。

所谓“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正面看是指生活中的“奸情”，但背面看，乃是指政治上的“奸情”，指向“奸臣误国”而并非生活中的男女奸情、扒灰养汉——运用汉语“同文不同义、同义不同文”的特点，指桑而骂槐，目送而手挥，乃是《红楼梦》行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理解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读懂《红楼梦》。现在回看焦大，作为忠诚的老仆人，乃指国家忠臣良将，他骂的正是那些作奸使佞、欺君误国的乱臣贼子。具体来说，此骂约略指熊廷弼、袁崇焕临刑之骂。1625年，由于大奸臣魏忠贤的陷害，熊廷弼被处死。1626年（明天启六年），宁远之战，袁崇焕孤城奋战，挫败努尔哈赤；后来宁锦之战，又挫败皇太极；1630年（明崇祯三年），袁崇焕蒙冤受磔，自此“边事益无人”——所以作者才替忠臣良将骂出“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


其他诸如柳湘莲、鸳鸯之骂等也需要索隐才能解读其骂声所向骂意所指。

索隐读法，在当今的红学界颇受质疑和诟病，原因在于早前做出来的索隐绝大多数是错误的，加上一些风月野文胡牵八扯——例如有人在央视《百家讲坛》用焦大之骂“养小叔子”来佐证“孝庄下嫁了多而衮”,还有什么“秦学”，什么“竺香玉传奇”——反而使“真事”更加隐去，以至于人们失去了对索隐的信任，失去了继续索隐的信心，不能索隐、不必索隐、不要索隐的声音占了主流，成了正统，一些人干脆做起“清纯文学”来——这些人已经不再思考或者故意忽略《红楼梦》开篇醒目的大字“假语村言”“真事隐去”。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既然作者说他“假语村言”“真事隐去”，而且明告读者要看背面，那么搞不出隐去的真事，如何能懂“假语村言”，又如何能懂作者藏于背面的立意？关于《红楼梦》为什么必须索隐才能读懂，我们再以专文讨论，其他隐去的真事也将在今后的《红楼梦》解读工作中逐步予以全面解释。

有一点必须提醒读者的是，除非你不看《红楼梦》不研究《红楼梦》，要看就必须看背面，必须进行索隐，否则仅看正面，甚或联想什么“通奸”“爬灰”故事，就是自找老曹来狗血淋头。这下面要讨论的半暗骂和全暗骂，可就不是骂什么奸臣误国，而是对着我们读者开骂了。

其三，半暗骂。典型的半暗骂是“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在这节故事中，“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一句最引人注目，除了认为《红楼梦》是“爱情主线”的清纯的文学家，所有红学人士对“不看正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认为作者必有背面立意待人发掘。

这节故事可分两段，前半段讲“贾瑞追凤姐”，后半段讲“正照风月鉴”。欲全面理解这节故事，前半段应予索隐，后半段必须进行翻译，并把暗骂分解出来才能明白作者立意。

贾瑞贾天祥追随凤姐故事，以“假文天祥”之隐寓，影射洪成畴投降满清，这是王梦阮做的索隐，我认为是早期索隐派做的惟一比较准确的人物索隐。当然“假文天祥”并非仅仅单指一个洪成畴，王梦阮做的索隐还是有些拘泥了。这段故事少有爹长妈短的骂人话，而把骂暗隐在情节之中，比如写贾瑞在污坑中失脚，后又被泼上粪尿，痛骂那些没有气节的“假文天祥”们满身遗臭——这就非常巧妙了。

而后半段贾瑞病中“正照风月鉴”一节故事，是没有历史真事可索隐的，乃是在骂某些读者，亦提醒人们注意《红楼梦》解读方法。当然，作者主要是骂仕清的文人，只是如今的那些清纯的文学家，以及胡说八道的鸿儒们，还有胡牵乱扯的所谓红学，恐怕都要随喜，是难逃被骂之列的。

回顾故事：贾天祥，父母早亡，是贾代儒的孙子，因此，贾天祥乃“儒孙”也。这贾代儒之寓意不言自明，“假借代指儒家”。贾天祥病中“正照风月鉴”这段寓言故事之骂人应翻译为：你这有娘养没娘教的“儒孙”，假文天祥，贪图功利声色，病入膏肓，死路一条！我欲救你性命，给你看“风月宝鉴”（《红楼梦》），这是济世养生之作。你不听道化，教你看背面立意，你偏看正面故事，正面只有风月淫荡，你既爱此，就遂你心愿，我赐你精尽而亡如何！——此后还有哪位“儒孙”看正面讲艳情，可别怪我老曹言之不预也。

骂得够恶毒，骂得够结实！作《红楼寻隐》以赞之：

红楼深深隐，提醒处处存。

正照风月鉴，昏昏梦中人。

其四，全暗骂。全暗骂的妙处在于，骂人没有脏字，骂谁谁看不出来，甚至还以为是在夸他。全暗骂以诗文为多。曹雪芹除了以诗抒情寄意，伤时骂世，还经常以诗骂人，骂那些名鬼禄蠹、功利之徒。《红楼梦》迷津，“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稿”（某句诗掌舵，会诗者成稿），读不懂作者的诗，就读不懂《红楼梦》。《红楼梦》的诗都嵌在故事中，必须把诗文从表面故事情节中剥离出来，具体分析，看到他的背面，才有可能理解之。讲伤时骂世，就要涉及索隐，一时半会讲不完，这里就只讲曹雪芹是怎样暗骂读不懂人家的书却自作高明、追名逐利者的罢。这种针对读者的恶骂，可就不必随喜了，大约除了戚蓼生、蔡元培等少数几个少挨点骂之外，其他古今的学问家们未必躲得过去。

比较典型的暗骂是贾宝玉进大观园没多久作的“四季即事诗”。春、夏、秋、冬分别谐音“蠢、瞎、求、懂”。四首诗全部翻译理解出来，会比较长，须专文讨论，这里只管点到为止，具眼人自当领悟。四诗重心全在头两句上——即所谓“木居士掌舵”，只要理解了头两句诗的含意，全诗即解。我们一首一首看去罢。

春夜即事：霞绡云幄任铺陈，隔巷蟆更听未真。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盈盈烛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

诗题即“蠢也讥斥”。头两句的含意是：《红楼》霞绡云幄，铺陈好多故事，那些与我情意不相通的蠢货（隔巷的蛤蟆）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此诗，对蟆、更二字的理解，最为关键。前人多把“蟆更”当作一个名词，据蔡义江前辈的《红楼诗词全解》说，“蟆更，也叫虾蟆更，夜里打梆子报时间的声音。程高本把‘蟆更’作‘蛙声’。”蔡老师还评论说：“隔巷市井，何来蛙声？当是后人不懂得‘蟆更’臆改的，甚可笑。”

先说两句闲话，其一，大观园有山有水有池塘，怎么不能“来蛙声”？其二，程高之时，蟆更还为生活常例，怎么也比现在的人懂得什么叫“蟆更”罢。

都是些闲话！争论半天，无论臆改与否，终未解知作者真意，此诗“蟆”当作名词“蛤蟆”理解，“更”作副词理解，方是比较贴近作者笔意的理解。

看《春夜即事》，想起小时候玩的游戏——写两句“古诗”：“卧梅又闻花，暗湿达春绿”，叫人大声读出来，然后哄然一笑。

（即兴《红楼咏春》：红妆白骨两相衬，反正何须辨得真。满眼春情桃花色，宝鉴正照梦中人。）

夏夜即事：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水亭处处齐纨动，帘卷朱楼罢晚妆。

“瞎也讥斥”，首两句大意：绣花文人坠入长梦，瞎子一样看不懂我这书，还以为是什么风流繁华故事，象饥渴的鹦鹉一样唧唧喳喳瞎评乱论。“金笼鹦鹉”大约是比喻被满清笼络的文人。满清前身为后金。作者身处满清时代，笔下这种比喻用的还是很贴切的。

秋夜即事：绛芸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浸茜纱。苔锁石纹容睡鹤，井飘桐露湿栖鸦。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也不是首首骂人，这“求也讥斥”说的就有另番意思了——有的读者知道我这不是喧哗的故事，表面故事之外浸含其他意思，可是他们索求我的心意而不得，他们有的象睡着了的鹤（以鹤喻高人雅士），卧在石头（《石头记》）上，事实上只要拔开锁住表面的苔藓就可以看到纹理（文理）了；有的象入了梦（《红楼梦》）的鸦雀（以鸦雀喻庸俗文人），领会错了，看歪了，弄了一身露水，却没有看到井里的水——以此批评那些懵懵懂懂胡乱解读《红楼梦》者。（事实上，《红楼梦》如同郑思肖“井底心史”，是需要人发掘的啊！）

冬夜即事：梅魂竹梦已三更，锦罽鹴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懂也记事——“梅魂竹梦已三更”，喻《红楼梦》很深很深；“锦罽鹴衾睡未成”：（懂《红楼梦》的人）没有因为富贵纷繁而睡在梦（红楼梦）中。真是“松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虽然有很多干扰，但他还是能够看懂我的心意听到我的心声。

四诗之意在于此，因而曹雪芹才有诗后几句恶评：当时有一等势力人，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四诗之侧，据说曾有脂批曰“四诗作尽安福尊荣之贵介公子也”——其实不懂装懂自误误人之丑状立现矣！

——所以应该深刻检讨扬弃前人研究成果，不能一味迷信脂批。长期以来，学界把脂砚斋奉以为神，以“大胆假设”臆定脂砚斋身份，无限夸大脂批作用，读不懂《红楼梦》，就拿脂砚斋的鸡毛当令箭，其实毫无科学根据。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可靠的证据链条足以让我们相信脂砚斋读懂了《红楼梦》，或脂批可以作为红学研究的向导。所谓的脂批也并非一人所做，其中阅读旨趣相差甚大，评批水平参差不齐，懂得曹雪芹立意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是一班“儒孙”在不懂装懂。又且，一些重要脂批——可能是懂些作者立意的——多含混其辞，很少明确指出此为何事彼为何事，也从未明确指出作者立意何在，因此亦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之，这降低了脂批的价值——既有多解，则与无解无异，后人的理解也许完全曲解着批者本意，当然亦无从理解《红楼梦》真实立意。

（即兴《谈红即事》：眼中只有宝黛钗，开口不离脂砚斋。谈红不知红楼意，也称鄙人梦中来。）

言归正传。《红楼梦》中林黛玉“花荫偷泣”，与“四季诗”有同工之妙，“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乃是寓“精妙的红楼之魂，读不懂的蠢鸟之梦”，实在是 “一声也而两歌”“注彼而写此”！紧跟一首诗，却是夸赞读懂《红楼梦》者的，“颦儿才貌世应稀，独抱幽芳出绣闺；呜咽一声尤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 有些“林姐夫”还以为这是夸他的颦儿怜他的黛玉，俗不可耐！再有“芙蓉女儿诔”，结尾处，“鸟惊散而飞，鱼唼喋以响”，说的是：“鸟”被这深古骈文吓跑了，“鱼”摇头晃尾唧喳作响读来读去假装有学问——对一些半瓶醋附庸风雅的无知墨客愚蠢文人诅咒之恶毒、讽刺之辛辣，叹为观止！可见作者对知音的渴望，以及对假学问的疾恨如仇。“芙蓉女儿诔”，本是感念济世救民的仁人志士的，作者以古奥骈文一抒胸意，吾辈当细解其中滋味，方是不负红楼。

事实上，《红楼梦》里还有许多类似的骂人的东西，翻译过来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待将来慢慢解读批注出来与大家共赏。 （360）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穷国家

　美国的兰德公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或闻所未闻的。而正是这个公司，在60年前，由于准确预测“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一炮走红，从此确立了兰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库的显赫地位。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声明：此报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只具有其参考价值，思考比评价更重要。

　——兰德公司报告 　

　（一）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通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三）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 　　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 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为了掩饰中国目前的失业，贫穷，惊人的资源浪费等现实，中国**编造出一串数字来把中国打扮成一个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来填补中国的这个无底洞。 　　所以当人们下次听到中国**所宣布的经济高增长率等数字时应该想想这些臆想出来的数字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中国**粉饰的表面上繁荣的伪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五）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 　　 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 　　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和无止境的利益纷争。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奇怪的被称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质量低劣，价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代名词。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色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世界的笑柄。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中国的**部门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360)

                          最艺术的“情色”： 红楼梦中最隐秘的一处性描写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举世公认的巅峰之作，从其反映的精神内容和生活画面来看，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厚积结晶，也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曹雪芹妙笔生花，辗转腾挪，写到了爱与恨、生与死的交织，写到了真与假、善与恶的碰撞，写到了人生百态和世间炎凉，写到了饮食、医药、建筑，写到了伦理、宗教、道德，同时也写到了性。

　　有关性的描写，《红楼梦》文本中前后出现了近二十次，按表现手法，笔者斗胆将其划为两类，其一直白型，其二含蓄型。

　　直白型的性描写，能让人一眼看穿。如，写贾宝玉遗精后，“……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袭人……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第六回);写秦钟与小尼姑智能儿偷情，用了“将智能儿抱到炕上。那智能儿百般的扎挣不起来，又不好嚷，不知怎么样就把中衣儿解下来了。这里刚才入港……”(第十五回)等等。其中最直白的，莫过于贾琏和多姑娘表演的那一出偷情戏了，“……二鼓人定，贾琏便溜进来相会。一见面早已神魂失据，也不及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子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贾琏此时恨不得化在他身上。那媳妇子故作浪语，……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那媳妇子越浪起来，贾琏亦丑态毕露”(第二十一回)。

　　相对于直白型，含蓄型的性描写比较不容易看出，往往经过几秒钟或几分钟时间的停顿，才能明白作者的深奥笔法。如，写贾瑞暗恋王熙凤，用了“指头儿告了消乏”(第十二回)，这个还算容易理解的，即今天医学上所讲的手淫，或自慰;写贾宝玉和秦钟对话，用了“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儿睡下咱们再慢慢儿的算帐”(第十五回)，他二人到底要算什么帐，只要了解贾宝玉和秦钟之间的相互爱羡之情，也不难看出两人秘密地保持着“同志关系”;写贾宝玉和晴雯斗嘴，晴雯揭露“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啊，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做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子，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的。笑了几天”(第三十一回)，洗澡能洗到床上去，难怪晴雯会笑上还几天，通过晴雯的笑声，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贾宝玉从澡缸里跳出来和丫鬟做爱的场景。

　　与以上比较含蓄的相比，看看下面这一段精彩描写，得让人琢磨好一阵子。周瑞家的给王熙凤送宫花，“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房门槛儿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的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着蹑手蹑脚儿的往东边屋里来，只见奶子拍着大姐儿睡觉呢。周瑞家的悄悄儿问道：二奶奶睡中觉呢吗?也该清醒了。奶子笑着，撇着嘴摇头儿。正问着，只听那边微有笑声儿，却是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人舀水”(第七回)。贾琏和王熙凤究竟在干什么?曹雪芹在故意吊人胃口。从门口丫鬟的连忙摆手，到一旁奶妈的含笑摇头，可以隐约看出王熙凤绝不单纯是在睡午觉。直到屋里传来“笑声”，接着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人舀水”，伺候贾琏和王熙凤洗澡，这一连串的流程，结合“贾琏戏熙凤”的章回目录，已婚男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二人刚才是在做爱，难怪会安排专人在门口提示“请勿打扰”呢。写性，而对性只字不提，曹雪芹对性爱的含蓄描写让人叹为观止。

　　

　　过于含蓄，也就成了隐秘。在曹雪芹笔下，最含蓄，也是最隐秘的性描写出现在第二十一回，巧的是也与贾琏有关。不过，这次贾琏没能如愿以偿，而是属于做爱未遂。且看，“贾琏见他(平儿)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平儿夺手跑出来，急的贾琏弯着腰恨道：死促狭小娼妇儿!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故事的背景是，贾琏与多姑娘偷情后，二人海誓山盟，相约暗地里结成性伙伴，多姑娘甚至剪下一缕青丝交给贾琏，不料这缕头发竟然被贾琏的小妾平儿发现。平儿很喜欢贾琏，加上对主子王熙凤不满，于是帮着贾琏瞒过了醋坛子王熙凤。贾琏也很爱平儿，这次又多亏平儿掩护才得以过关，爱怜和感激的作用下，贾琏便要“报答”平儿一番，平儿害怕王熙凤撞见，挣脱后索性跑到了屋外头，隔着窗子和贾琏对话。这段话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贾琏因平儿拒绝性爱而有些生气，不少人读到这里可能会走马观花般的忽略过去。其实，这段文字，特别是“急的贾琏弯着腰”这几个字，才是曹雪芹在性描写方面的真正大手笔，其高明之处在于剧情已经激荡澎湃，下笔却如蜻蜓点水，隐秘的几乎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众所周知，贾琏是个性欲很强的男人，“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十分难熬，只得暂将小厮内清俊的选来出火”(第二十一回);平儿虽然是贾琏屋里的小妾，但“大约一年二年之间两个有一次到一处”(第六十五回)。俗语道，妻不如妾，何况平儿是个“娇俏动情”的美人坯子，又何况二人虽然整日见面，却无法两情相悦，此刻屋里没别人，贾琏这时看到平儿撒娇可爱，你说他能受得了吗?贾琏见平儿不同意，又爱又恨，又急又气，便骂平儿是个“小娼妇”，关键时候不顾老公兼主子的感受。贾琏急就急，骂就骂吧，为什么要“弯着腰”呢?笔者认为，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贾琏本就欲火中烧，在与平儿的对话和纠缠中性欲升腾、勃发，下身骤然“挺”了起来，因为衣裤的束缚，不方便直腰;再者，如果贾琏硬要直腰起来，腰部以下便会挺然翘举，非常突兀，让人看了很不雅观。一句很不起眼的“急的贾琏弯着腰恨道”，就把贾琏生理亢奋、欲罢不能之态描述的淋漓尽致，曹雪芹不愧为登峰造极的文学大师、语言大师。整部《红楼梦》中，身体最急切、内心最强烈的一处性描写，就这样被曹雪芹这样含蓄而隐秘地掩饰而过，真是匠心独具。

　　性，是爱情小说的催化剂，也是表现作品的主题、刻画人物性格所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写多了，就成了《金瓶梅》一样的淫书;不写，又会使整部作品显得乏味。曹雪芹显然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某种均衡，即写而不写，不写而写，即使在最直白的性描写中，也找不到类似《金瓶梅》中“那话儿”、“观其出入之势”之类的俗不可耐的语句，更不像时下泛滥的“啊……啊……”之流的“裤裆文学”。这种含蓄的描写，不但耐人寻味，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而且使整部作品文字纯净，雅而不俗，保持着相当高的唯美语境，让人们在阅读时并没有肮脏的感觉，读起来如沐春风，如品香醇，自觉不自觉地将其提升到了一定高度。也正是因为这种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写作手法，使《红楼梦》超越了《金瓶梅》及其他古典名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雅俗共赏的颠峰之作。

　　

　　（360）

 

                          “埋藏”了46年的刘文学遇害档案首度公开

                                最懂中国人的是鲁迅！

　　1、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2、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3、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4、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鎗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5、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6、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7、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8、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9、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10、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11、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12、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13、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1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15、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16、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17、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18、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19、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20、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21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22、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23、「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

　　24、「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25、「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

  山东省任命夏耕、张建国为副省长(简历/图)

         局长之子杀人:这是"河南版李刚"！(图)

                                   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违纪被调查

   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违纪被调查，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就在10天（11月14日）前山东省召开的推进教育规划纲要落实工作会议上，这位分管教育的黄胜副省长还曾露面，短短几天，山东副省长黄胜就被调查？网上议论纷纷，但从黄涉嫌“严重违纪”来看，他的问题肯定不小。在百度德州吧，boyliu1982网友愤怒地写下帖子“黄三亿下马了”，引来不少网友的围观。从后面的跟帖来看，“黄三亿马了”，不仅道出了亿万网民痛恨贪官的心声，也反映了中央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事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再狡猾的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时候。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黄胜的落马，再次说明这些道理。

从简历来看，黄胜是个“老德州”。1994年2月，黄胜以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的职务到德州挂职地(市)委副书记，到2007年3月任副省长为止，在德州已干了整整13年。透过黄胜的经历，人们可以看出，黄胜是被山东省委委以重任才到德州来挂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黄胜无疑是个官场“红人”。换句话说，黄胜在德州经营了13年，他的落马与德州的开发建设是分不开的。笔者以为，黄胜的敛财之道与杭州原副市长“许三多”许迈永如出一辙，号称“黄三亿”虽有点言过其实，但也说明黄胜是个特大贪官啊。

二、黄胜落马与谁有关？

有知情网友爆料说，黄胜的儿子和皇明太阳能集团老总黄鸣闺女都在加拿大，他们是儿女亲家。当然，这只是网友的爆料，并没有被官方的证实。不难想象，如果网友的曝料真实可信的话，那么，“黄三亿”的外号自然也就名符其实了。这样，黄胜的落马与皇明就不无关系了。

另有网友曝料说：2010年，有人给中纪委写信，举报黄胜，那是涉及一个副省长的名额人选（不便多说），中纪委派人来查，查了德州将近10名以前跟着黄胜的正县级干部，最突出的一个是原德州财政局的那个，我知道他儿子在澳洲，座驾开保时捷，此人家产官方说是2000万，但是，我知道的他就至少1个亿以上（包括固定资产），但是正要向上查正好是黄胜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消失了，就是原黄胜在德州干书记的时候的御用司机。半月后发现此司机在平原，已经完全傻了，无遭袭击的痕迹。可见，这一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或许与上个版本也有关联。总之，黄胜因何而落马，要以中央纪委的查调查为准，网络只是传言，不可不信，也不可信全，仅供参考而已。

三、黄胜的两个官兄弟

有网友曝光，黄胜大哥黄潍连，原潍坊市副市长，现是公共安全专家局局长；黄胜亲弟黄进，是潍坊市卫生局局长。一个自称“普通潍坊市民”的网友在百度德州吧里这样写道：“祸害一方百姓！一个也别放过！说起黄家在潍坊多无法无天谁不知道？罪有应得！”。当然，这是否是真实的，还需要中纪委的证实。

• 山东省副省长黄胜简历：男，汉族，山东威海人，大学学历，1954-9-11生，1972-11-1参加工作，党员，1975-5-1入党。
• 1972.11-1975.08 总参第十三测绘大队战士;
• 1975.08-1976.10 解放军测绘学校学员;
• 1976.10-1979.02 济南军区测绘大队测绘员;
• 1979.02-1979.09 潍坊二中团委干部;
• 1979.09-1983.07 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院学生会主席;
• 1983.07-1984.05 曲阜师范学院团委干事、副书记;
• 1984.05-1987.07 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秘书、副处级秘书;
• 1987.07-1988.06 省委办公厅处级秘书;
• 1988.06-1989.04 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室副主任(正处级);
• 1989.04-1991.06 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一室主任;
• 1991.06-1993.06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
• 1993.06-1995.08 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其间：1994.02-1995.08德州地(市)委挂职副书记);
• 1995.08-1996.03 德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其间：1994.09-1997.07中国科技大学业余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 1996.03-2001.01 德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1998.09-1999.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1998.09-2001.07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习);
• 2001.01德州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德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山东陆军预备役保障旅第一政委。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十届人大代表，市十四届人大代表。2007年3月,任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08年1月26日选举为山东省副省长。

负责教育、民族宗教、文化、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广播电视、体育、新闻出版、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分管省教育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宗教事务局)、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广播电视局、省体育局、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共青团山东省委、省妇联、省地震局、省档案馆(省档案局)、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出版总社、山东社会科学院、省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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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 

　　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一九一三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 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我们不妨就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来看个究竟。《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於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 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 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遗憾的是，这一可贵传统从1949年就就告中断，至今不见延续。（360)
 

        新闻联播看多了，小学生也能写出如此文章！

    国庆前夕，四年级一班学生刘小华因患感冒请假。班主任指示班干部自发到刘小华家里慰问。第二天班里的黑板报登出了一篇《本班新闻》。全文如下：
     本班通讯 10月的北国秋高气爽，阳光明媚，鲜花斗艳，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人头攒动。四年级一班班长王唐唐 ，副班长张宝在体育委员欧阳孟楠，文艺委员李美丽的陪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普通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了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王班长与张副班长兴致勃勃的参观了刘小华的房间，饶有兴致的玩了四盘“魂斗罗”游戏，与普通同学同乐。接着班级领导与刘小华双亲亲切的拉起了家常。王班长还愉快的回忆起去年和刘小华考试一起作弊的往事。
    在交谈中，王班长多次关心的强调：“刘小华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好好休息，身体是本钱”刘小华激动地说：“谢谢班长的关心，我一定战胜病魔，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早日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回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中间”。 班长握住刘小华同学的手亲切的问：这里打针要多少钱啊？能报销多少？小华说：3块钱，能报销1．3元，班长又说：家里能负担的起吗？小华又说：能负担得起，谢谢班里的好政策和班长的关心，让我打得起针，过上幸福快乐的好日子……会谈始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班领导就刘小华的疾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王班长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学校，班级是学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刘小华同学表示要用“3个代表”伟大思想武装自己，抵抗病魔。要紧紧团结在以班主任为核心的班集体周围，一心一意抓学习，聚精会神谋发展……接着，王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的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受到了温暖的感染，唧唧喳喳，歌唱美好和谐的生活。
    中午，刘爸爸从三利买了热气腾腾的肉丸包子和紫菜汤，宴请了王班长一行。席间，宾主就小学生连吃两根冰棍是否会闹肚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愉快的双边会谈。王班长责令卫生委员：以此为鉴，一定要严把卫生关，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最后，王班长离开刘小华家时对送行的人们语重心长的说：刘小华同学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同病魔做斗争，目前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身体进一步向良好方面发展，后期一定不要松懈，要紧紧抓住打针这个基本点不动摇，使刘小华同学切实的享受到同学们和老师的慰问成果，努力实现疾病细菌的持续减少，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实现这一预期目标，既需要扎扎实实的学习，又需要新的思路和措施。
    陪同访问的还有：班团委书记牛刚，纪律委员会主任毕门厅同学，班足协主 席罗多同学，前副班长成蒙语，班长办公室主任崔莹莹，副班长助理王红，班级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咧咧等领导。（360）

                                  大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最新军事消息：爆中国军队西太平洋空海军演，日本恐慌不已！俄罗斯航母又进入叙利亚海域，美国惊慌失措，立即将自己的航母舰队也弄去凑热闹了；法国萨科奇声称要对叙利亚不排除武力干涉；印度也透出消息，如果一旦中国军队要配合俄罗斯西进西亚与北非，那么它们就将会在中国军队的背脊后面插上一刀；朝鲜消息，如果韩国借军演一旦向朝鲜开炮，朝鲜会用火力覆盖整个韩国。


资料图：中国二炮部队

　　资料图：中国二炮部队



　　这一系列的迹象表明，整个世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烈了，甚至有寒浸肌骨令人毛骨悚然之感！
　　战争格局已将各自所有的盟友，划成了很明显的战略性板块，所以未来的世界军事格局，将成为现代版的世界大三国演义了！


　　中国在这场军事格局中，由于南海主权争端问题愈演愈烈，看似中美矛盾在南海事端中形成了被世界关注的焦点，南海诸岛国也叫嚣漫天，小日本也想插手起哄，印度小三也跟狗仔打和声，其目的就是想依靠美国山姆的靠山，在中国面前，表现出各自更多的自信罢了！


　　但是，只要美国不将所有注意力全部倾注于南海，那里的几个跳梁小丑，也只有在南海干嚎了！小日本更是不会将血本投注南海，打闹的目的意在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权属作出一定的让步，战略上，小日本不仅要防中国，它更要防还在它后院卧榻之下死皮赖股地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大兵们，因为在二战时期，原子弹已经将日美关系拉入了世仇的范围，而且，美国佬也知道，小日本并不是只善哉的好鸟，恶鹫的心态始终将小日本的那只贪婪的眼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佬随时随地也不得不提防着小日本。


　　所以，美国佬在南海文莱岛的南盟会上虚晃一枪以后，紧接着就将狼一样的眼神直勾勾地盯在了中东、北非与伊朗的领地上。当美国佬看到俄罗斯在战略上稍有动作的时候，美国佬一下就红眼了，不惜引发三次世界大战的恶果，也要兵屠中东北非与伊朗。
既然美国佬的航母舰队已经转战叙利亚海域边上，这就说明美国佬已痛下决心，想拔掉俄罗斯在中东北非地区安下的眼中钉了。所以，美俄战争态势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极端状态之中了！
　　关键是，中国面临这样的世界军事格局的态势，自己的战略定位应该如何摆布，如何去对这个世界性军事格局的态势作出理性的反应，这是必须要有个交代的问题。
美军布什号航母



美军布什号航母





　　　　一、尽快表明态度，声援俄罗斯的军事战略部署，将战略格局态势稳定在大三国鼎立格局之中，三国相对独立又相对统一，在独立中合作，在合作中独立。然而，必须明确表态，我们的主观战略意图定位，仍然是支持俄罗斯与伊朗的战略性行动，让俄美伊三国事态处于相对的制衡状态之中，而不至于彻底崩盘。
　　如此，美俄伊矛盾虽然激烈，但彼此孤注一掷的毁灭性冲突就很难发生，尽管小摩擦在中东北非可能时有摩擦，局部性战争也可能在所难免，但大的战争态势还是会可控制在局限性的战争范围。


　　这个态势的局限，必须要以中国的明确表态，为战争态势的可能性砝码，支持俄伊对抗美法，其格局方可成立。否则，如果中国一旦表态犹豫不决，或者玩战争滑头，脚踏两只船，左右摇摆，态度暧昧，那么，美国佬就会借中国中立之机，一举摧毁俄伊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军事防线，世界性战争就有可能向纵深发展，第三次世界大战随即就会以俄伊孤注一掷的心态，将战火引向世界每一个中立国的身边，届时被动救火，不若主动出击，否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所以，中国不妨首先表个态，借以抑制美国佬的狼性行动，将世界战争格局定位于大三国鼎立的态势之中。如此，世界和平与安全，才有所希望！
二、中国军事战略意图定位表态以后，西太平洋的战略性地位的空海控制权至关重要，一可斩断美国佬西进中东北非的军事战略后勤的供给线，借以配合俄罗斯伊朗的中东北非战略性部署；二可看好中国的东海门户，一旦小日本有所动作，中国必须采取陆海夹击之势，将小日本遏阻在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不得纵深半步。
　　南朝鲜由北朝鲜自己解决，已绰绰有余，假若如遇不济，中国可从陆路援助，进退机动灵活。



普京与奥巴马


美国在中东两大目标：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伊朗总统内贾德









　　三可西进西亚诸小国家，配合各国维护该局部地区的安稳态势，必要情况下，形成西南犄角之势，南抑诸岛，西遏印度，形成C字形战略包围势态，牵制美国佬在中东北非对俄伊的战略性进攻！


　　如此格局，世界战略的大三国鼎立势态布局已经成立，无论进退、攻防，中国都将会游刃有余，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与防御性都十分具有强烈性和可操作性，即使美日猖獗无度，何愁无制乎？
　　如此，中国的转危为安战略性突破，难道无望乎？


　　延伸阅读：

　　世界级大战恐将拉开序幕：中俄力挺叙利亚对美国当头棒喝


　　金融危机引发的欧美债务风暴持续“肆虐”，此伏彼起的示威游行蔓延欧美各个城市。然而，美国根本没有在意自身的债务问题。与此同时，率领北约组织集结军事力量在中东进行另一场武力“掠夺”，在结束利比亚军事行动之后，正在向叙利亚进军，叙利亚会否成为下一个利比亚，面临北约威胁何去何从？背后的博弈在几个大国中进行。
　　其一，从法理上看，北约对利比亚动武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中俄身为安理会常务理事国投弃权票默认了这一事实，为北约动武开了“绿灯”。相比之下，不久前北约用同样的方式向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提出制裁决议受到了中俄的否决，北约遇到了来自中俄的阻力。
其二，从实际操作来看，近期北约并没有遇中俄阻力停滞不前，而是大大咧咧地布兵设阵，调兵遣将，包括美国“乔治·布什”和“斯坦尼斯”号航母已经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驶往叙利亚近海，结合美国在伊拉克、沙特、地中海的兵力，北约多国部队军事力量，打一场围歼叙利亚的战争不算难事。


　　其三，从中俄态度来看，中俄海军同时有动作。俄罗斯三艘军舰已经驶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域，俄罗斯航母12月初也可能抵达叙利亚附近塔尔图斯军港，俄罗斯明摆着军事力挺传统盟友叙利亚。相对来说，中国海军六艘舰艇驶向太平洋意图不明，表面上是军事训练，实际暗中有挺俄之意。尽管中俄之间有部分矛盾存在，但在中东共同战略利益面前不会影响大局，中俄在中东地区加强战略合作很有必要。
　　其四，从叙利亚地缘政治来看，周围有伊拉克、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地理位置处于中东中心，有专家形容叙利亚是中东的“心脏”和“中枢神经”，捅到这个神经就会牵动周围沉痛，也就是说周围各种种族势力存在；如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犹太人，四股力量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并不是哪一个组织可以平衡的，援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的一句话，“阿以冲突，没有阿以就没有战争，但没有叙利亚就没有和平”，试看叙利亚在中东的重要性。
　　其五，从叙利亚军事力量来看，利比亚只有三四万正规军队，叙利亚却有正规军20万之多，军事武器基本由俄罗斯提供，都是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导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说，“如果西方敢对叙利亚动武，整个中东都将会燃烧”。
　　综上所述，叙利亚不管是从地理位置、军事武装、背后的势力是利比亚不可比拟的。当前，美国人员已经从叙利亚全部撤离，包括大使馆要员。而中俄一直坚持不撤离，表明在力挺叙利亚。 那么，叙利亚局势将何去何从？笔者分析，大国之间博弈将更加深入，更加复杂化。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汹涌。假若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叙利亚动武，也许中东会真正成为一片火海，也许世界大战可能拉开序幕....... (360)

                                             锋弟的困境

     已是阴历十一月的季节，到处阴湿干冷，挂在树梢上的几片残叶无法抵挡愈来愈深的寒意，挣扎着凋落而下，寒冬却是降临了。

虽是晚八点，路上的行人愈见稀少，只有孤零零的几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还散发着一丝暖意。

我孤寂的翻看着剩余的报纸，打发着清淡的时光，生意是越来越差，报纸也卖不完，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生计可做， 每天几十元的钱也难赚了，下岗职工的路越来越窄，也不知峰弟的生活怎么样了。

前天晚上，我与福友弟正在下棋，锋弟过来了。他冻得打着哈气，瘦削的身子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西装，好像是若不经风的样子。

找到事情做了吗，我关切的问着。

锋弟叹了口气。

不好找，想找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做实在是太难了。多是资本家开的厂子，每天都要加班加点还拖欠工资，我的小孩已上一年级，需要接送，我无法分身。

锋弟下岗之后，居无定所，虽怀揣着大学文凭，却总是经历着就业、失业，再就业、再失业的困境。其间，他还顽强自学，今年又获得了法律本科文凭，可在当今正规大学生都是有毕业即失业的苦衷，何况是自考文凭。锋弟只能靠给别人代写一点诉状或材料勉强糊口，现在这样活也少了。

几年前锋弟有过一次爱恋，一位小鸟依人般的姑娘爱上了他的才学，希望靠学习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最好能某一个体面的工作。在市郊这对年轻人租房子同居在一起，靠在外打工来维持低廉的生活。每天晚上捧着书本互相提问，互相学习，锋弟也有了家的感觉。可是没有办理登记手续，自然是无法长久，先是女方父母激烈反对，锋弟一无住房二无固定工作，靠什么来养家糊口。后来女的也动摇了，我们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做了痛苦的诀别，爱是需要物质基础的。这次的经历让锋弟很受伤，却也更加坚定了靠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决心。

一年多后，女的又出现，扔给锋弟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婴，头也不回的走了，那是他们唯一的爱的结晶，不经意间峰弟做了爸爸。

   这个自小就只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女孩，被奶奶喂到了五岁多，由跟爸爸生活在一起。

锋弟多了一个吃饭的，负担加重，因为要照看孩子，无法做长久的工作，也就没有固定收入，父女俩过得很清贫。爷俩每月的生活费维持在二三百元，没有多余的营养给孩子补充，孩子长得很小吧，两个眼睛却大大的，常常问为什么我只有爸爸没有妈妈。转眼上了小学，费用支出更大，锋弟还要学习，还要照看孩子，还要想法赚钱，这二年生活的非常辛苦，不到四十头发全掉光了。

    由于同是下岗的工友又都喜欢读书，锋弟经常到我的店里来，我们也互相鼓励，共度难关。只是我也做点小生意，勉强养家糊口，也不能给他以过多的帮助。除非是万不得已，锋弟也不张口，记得在我家借居时有过一次借钱的事情，多年过去我也没在要。后来因为孩子上学，又没有户口，需要交借读费，锋弟很不好意思的张口，又借了一点。

    今天这么晚了，想必锋弟一定是遇到了难事。尽管天气很冷，因为有福友弟在场，锋弟却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过了十点多钟，福友走后，锋弟嗫嚅着开了口。

孩子明天要交校服钱，我最近一直没能找到事情做，也没有收入。

    锋弟头冒汗结结巴巴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有把话说完。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可我却实不能给他有太多的帮助。因为我也不喜欢给资本家打工，在进国家工厂又不可能，所以几年来我宁愿在外面摆摊设点挣点辛苦钱，也不愿再到资本家开的厂子受剥削，总是失业的时候多于就业的时候，几年来风霜雪雨就这样过来了，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我总是支持锋弟学有所成，尽快改变悲惨的境遇。

    我只是给了锋弟一点点，如果我要是有多余的，一定会资助他或孩子，可惜现在我还在爬坡阶段，还是需要锋弟多做一点实际的工作多有一点收入，能够让孩子过得好一些，过上正常的孩子们的生活。而不要冬无寒衣夏无单衣，或者忍饥受寒，过着非人的生活。

   明年若能够通过司法考试，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世界并不悲惨，需要我们去改变。

   锋弟的困境不会太久，市街也不总是泥泞，阳光总照在风雨后。